福克纳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达好莱坞。之后不久，他得悉《邮报》已同意采用《老爷的屋顶板》，这是关于农村人民和农村教堂的一个喜剧故事。这是个好消息。以前的拒绝太多，他很缺钱。他肩负着仔细地编好组的有着其债权人名字的总帐，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并不比县长好多少”，他需要省钱偿还债务。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正是那样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七年前，他在一份大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故事。他为金钱苦恼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摆脱好莱坞而烦恼。这时，他经受着另一个枯燥无味的郁郎不乐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莱坞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不能写完任何东西。但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干旱持续时间那么久而且紧张，以至于情况似乎根本不同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几个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在他写完了真正独创的和伟大的作品之后；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进入它的，曾经为克服困难一再地奋斗着，它永远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福克纳终生艰苦地进行写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们肯定会说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意味着给他以愉快，虽然这是真实的。假若不是对一上午长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那么午后的太阳、森林和马就会失掉其闪闪的光辉。他陷入被人忽视的地位，使他难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满意。往后边一看，他瞧见长长的一排书，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版。但是撇开被人轻视不管，他总是对自己现在写的更感兴趣，而对过去写过的东西则兴趣少些。特别对他这样一个把过去看得那么重要，把写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应时的”小说家，这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许多小说——就时间顺序而言，从《蚊群》到《去吧，摩西》，从质量说，从《航标塔》到《声音与愤怒》——都代表着他对阅历或危机的即时反应。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到某些地方，从而增加了阅历。他的写作的较大提纲不是从主观愿望而来，而更多地是被发现的。他发现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书面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整个一生一直在发现——在被拒绝、沮丧、失望、命运中令人惊讶的逆转、失败的罗曼史和夭折——种种渊源，刺激着他，将其写成小说。尽管心情乱槽糟的时候多极了，大多数都是关于家庭、女人和金钱方面的，然而他却一直在发现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间房子和他在里面长时间进行写作。
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心烦意乱，然而它们对福克纳的影响不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绪不安那么大。虽然福克纳不喜欢好莱坞并对战争感到痛惜，他觉得这两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动。和它们比起来，光是言词似乎太没有力量，等于枉然。来得快而又持续久远的是时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注定不会在“我们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迹”的思想。许多年里，他曾经认为，他啥也不要，只凭孑然一身、语言和想象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经历，战胜任何现实，不管它们是多么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胁逼人。在某些作品里，他强调他自己想象的境界的逼真，在另外一些作品里，他却玩味那些境界的虚构状况。但是在这两种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经越过了关于对艺术的人工雕琢的忧虑而走向忠实于艺术的力量。目前，年岁正在耗尽，精力也在衰竭，他发现自己已处于另一个关键时刻，不料却发现环境对“写作不利。”结果证明，这个经历，改变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写作。因此，他表现为一个更加具有说教性，或者至少是预言性的小说家，或者是一个讲话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别是关于种族与战争的问题上是如此。然而关于这个发展中值得奇怪的是，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晓畅和赢得社会的声誉之外，它是使它导向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学见解的途径。到头来，他的新作，特别是《寓言》，不仅反映着他在好莱坞获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在其文学事业的初期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