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 大发现(4)

    假若福克纳不是那么二心不定，他本可以象亨利，杰姆士一样，达到“他的文学与他的自我”的实际上的融合。他没有那样，他的命运是培养一种区分。他说，一个作家“当他是作家时是一码事，??当他是社会上的一个居民时是另一码事”。有时，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使作为居民的福克纳成了他的有效的标记——如他对花花公子与放荡不羁的人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就是如此。但是他文学上的自我意识越坚定，他的角色变化就更大。他后来的大部分戏剧性描述——关于飞行员、农场主和狩猎俱乐部成员的描述——就是对不愿被看见的他自己的社会形象的表达。后来，他习惯于把自己不仅叫做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家，就象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兼诗人一样，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个农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模糊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不过靠行医过活，福克纳却不以当农场主来维持生计。福克纳靠写作和偶尔于零活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使金钱成了一个大问题。象他的飞机、船只、马和农场，都是用他写作挣的钱买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又会有其他花消。虽然他有点紧张或使能力得以恢复，他从而可以进行写作，虽然他的活动，包括耕作的活动在内，没有一项是有报酬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他所过的分裂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浪迹的岁月里和在这之前，福克纳写了些故事，其背景是未加说明的南方农村。但是在他刚回到奥克斯福后开始的计划中，他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费力地将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与他决不能完全接受的这个地区既联系起来又加以区别。假若这个幻想的世界，假如可能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但并不是目的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静谧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天国。象弗洛斯特的“莽莽白桦林”一样，福克纳常常梦想去到或“爬上天堂”，但是他也害怕他那半假设性的愿望把他摄走，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他那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梦想是“去了又回来的”。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仅具有生活的前景，而且是贫困的威胁，甚至是灭亡。因此他看见的可能性是动荡不定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世界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充分的补救。假若一个世界要他作想象的飞行或俯冲，使他可以指望适应与控制，那么另一个世界则要求他可以享受经验主义的欢乐并同意他的变动和变化。他最深刻的认识是假若他既可以飞行又能得到欢乐的话，他就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他的艺术。于是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折衷，他的艺术成为另一种。

    福克纳发现在奥克斯福不仅有职业和娱乐，而且还有从外面来的压力，他几乎立即变成了多产作家。二月中旬，他写信给霍拉斯·李渥内特说，他正在写“两个作品：一部小说和关于我们镇上人们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几周之前，菲尔·斯通写了一条新闻，记述了福克纳计划中的两个，都是以下美国南方为背景”——一个是“典型的南部的贫苦白人的”一个大家庭的喜剧故事，另一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

    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少目的性”。后来他认识到，为了使他的作品唤起人们注意，他必须使其具有个性。他几乎立即开始搜集一些人物的材料。有些人物是他“虚构的”。另外一些人物是他从童年时听到的“故事里塑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部分地是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所组成的，他的人物引起了对他决不能全部接受然而又害怕失去的这个社会的回忆。但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也由“他们应该有而实际没有的人们”组成，他们属于他的思想和愿望的世界；这是一个他希望将来会有的世界。“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他说，在于“活动就是生活，用摹拟的方法止住活动，并使之固定起来，以致一百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看见它时，它又跃然纸上，因为它就是生活。”然而他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形象；它是提高了的生活的形象。他需要表明，假定有时机和需要，这些人物“能够作什么”和“会作什么”，也许甚至没人在场“对其行动进行记录时”，也会那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