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