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政协的委员当中，最惹眼的两个人，一个是艾老；一个是洪艺兵。
论说起来，艾老是镇上的世家。他叔公当年弃官回来，路过县衙门的时候是不落轿子一径走过的，倒是县太爷后来到镇上来访他。这中间当然有些过节：发达之前，他原是做道士的。有一回在一户人家做道场念经，熬不过瞌睡竟当堂睡着了，遭了东家的劈头问棍。从此便发誓回去读书。功成名就回来，自然是堂堂正正，不会把一个县太爷看在眼里——虽然他的官职并不大过县太爷。缘故是那县太爷是那户打过他问棍的人家的后人。这说法虽然有点藐视的意思，但那做人的骨气到底是在的。到了艾老这一代，又成为本镇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
那年“三百例”大会战，小丁不顾一切地愤而出走后，《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执笔任务落到老董头上。老董事先已有了准备，趁着小丁走的时候气得晕头晕脑，他把小丁写的那份初稿不声不响地留了下来，一字不动地重抄了一遍，就拿到小冯那里交差。
小冯审阅之后，在稿子第一面的天头上批了几个字：“我意召开讨论会。”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又交还老董。老董看了他的批示，不理解怎样执行，便又去问他：
“讨论会哪些人参加？”
“当然是我们三个。”
“哪个召开？”
“当然是我。”
“那你是让我通知艾老？”
小冯想想说：“不必了。”就对身边的艾老说：“我们开个讨论会。”接着就让大家发言。艾老说稿子还没有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冯就把稿子递给他，问老董：“你的意见呢？”老董回答：“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小冯于是清清喉咙，说：“那好吧，我谈谈我的看法。”他先讲了总的印象，时代的高度，路线的深度，英雄的气度，政治的热度，感情的浓度，云云，又从观点、结构、文字分门别类作了具体评判，基本意见是肯定的，只是觉得语言还不够生动。然后，拿过一边艾老手上的稿纸，翻到某一页，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上这样一段话：“县里干部黑皮包，公社书记黄书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张锹，这样的工作作风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像镇革委主任……”以下就接上了原稿。
小冯的话没有说完，艾老一拍桌子大喊了一声好，冯组长发表“看法”的时候，艾老的脖子随着冯组长语调的抑扬顿挫一伸一缩，及至冯组长说到精彩处，他便忍不住击节。
老董尽量维持住脸上的微笑，只止不住眼睛不停地眨。那四句话，除了“大队干部手叉腰”似乎可以说形象不佳外，其他几句跟“作风”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他没有表示异议，略略迟疑一会，就把稿纸从小冯手中取过来，加上了小冯的那段话。
小冯把老董加了字的那一页仔细审阅了一遍，最后拍板说：“我看行了，这个稿子，写之前我们有决心，写的时候用了心，现在拿去送审，我有信心。你们看呢？”
艾老说：“要得，要得。”
老董说：“我去再抄一遍。”
送审的结果却颇不遂心。
审稿人的意见，稿子的不足仍在语言上，就是没有一句“闪光的语言”。这原是“三百例”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小冯试着去声明，关于干部作风的那四句好像在别的文章里还没有看到（他这样说是很谦虚的，心里头他认为那四句话简直就是千古绝唱）。省革委办公厅那个负责审读他们这个地区稿件的人很生硬地说，那四句话他注意到了，听起来顶生动的。但“闪光的语言”是从正面表现的豪言壮语。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四句话却抹煞了这个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你们把它写进“三百例”，岂不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要知道，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处心积虑地污蔑攻击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其狼子野心之恶毒，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