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飘游四方。他们只在巴黎盘桓几个月，至于在柏林、维也纳、那不勒斯①、马德里、彼得堡以及其他大城，他们却不肯久留。他们在巴黎感到quasi②在家里。对他们来说，巴黎才算是大城，才可以做他们的居留地，至于欧洲的其余地方，却都是枯燥无味而又乱糟糟的内地，只能在grand -hotel③里隔着放下来的窗帘，或者站在舞台前部看一眼。他们都不算老，然而欧洲各大城市他们已经有机会去过两三次。他们对欧洲已经腻烦，开始谈到要作美洲之行，而且以后也还会谈下去，除非人们能把他们劝住，说她的歌喉已经不那么出色，犯不上再到另一个半球上去演唱了。
要见他们的面是很难的。在街上无从见到他们，因为他们出门总坐轿式马车，而且总要天黑下来，到傍晚和夜间，才会出门。他们常常一觉睡到吃中饭的时候才醒。可是他们醒过来后，照例心绪不佳，不肯接待任何人。只有偶尔，时间不一定，在后台或者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肯见客。
在市上出售的照片上倒可以见到她。不过在照片上她是美人儿，其实她根本就算不得美人儿。您不要相信她的照片：她相貌难看。大多数人都在她登台的时候见到她。可是她一 到舞台上，就面目全非了。白粉、胭脂、黑墨和别人的头发，象假面一样掩盖了她的脸，在音乐会上也是如此。
她这个二十七岁、脸上起了细纹、动作不大灵活、鼻子上布满雀斑的女人，扮演玛加丽特的时候，看上去却俨然是个苗条而俊俏的十七岁少女。在舞台上，她最不象她自己。
假使您想见他们的面，那就请您取得权利去出席由外人招待她的宴会，以及她自己从一个大城转到另一个大城去，临行之前偶尔也举行的宴会吧。要取得这样的权利，只是乍看起来才很容易，其实，只有某些有资格的人才能走到饭桌跟前去。……这类人当中有剧评家先生，有冒充剧评家的滑头，有本地的歌唱家、乐队指挥和乐队长，有成为剧院常客的、头顶半秃的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有由于家财豪富或者门第显赫而来出席的食客。这些宴会并不乏味，在善于观察的人看来颇有趣味。……这样的宴会参加一两次是值得的。
名流们（这样的人在宴席上很多）一面吃东西，一面说话。他们的姿态随随便便，把脖子歪到这一边，脑袋歪到那一边，一只胳膊肘倚在桌子上。老人们甚至用手指头剔牙。
报刊工作者占据离她最近的椅子。他们几乎都喝醉酒，举止极其随便，倒好象他们认识她已经一百年了。如果他们把温度再提高一度，这种局面就会变成狎呢。他们大声说俏皮话，喝酒，互相打岔，（同时也不忘记说一声“对不起！”）讲些浮夸的祝酒词，显然不怕做出蠢事来：有些人带着绅士风度从桌角上探过身子来，吻她的小手。
冒充剧评家的人用开导的口吻同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讲话。那些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沉默不语。他们嫉妒报刊工作者，幸福地微笑着，专喝在这类宴会上往往特别好的红葡萄酒。
她，宴会的皇后，穿得相当朴素，然而衣料极其贵重。在她脖子上，大颗的钻石从花边的衣领里露出来。她两条胳膊上都戴着光滑的大镯子。她的头发梳成极不明确的发型：只有女人看了才喜欢，男人看了却不喜欢。她脸上喜气洋洋，对所有在座的人一概露出极其畅快的笑容。她能够同时对所有的人微笑，同时跟所有的人谈话。她妩媚地点头，而且使每个在座的人都觉得她在对他点头。您瞧着她的脸，就会觉得她四周坐着的似乎都是她的朋友，她对这些朋友一律抱着最友好的感情。临到宴会结束，她就拿她的照片分送给某些人，而且当场，就在饭桌上，在照片背后亲笔写上得到照片的幸运儿和她自己的姓名。她，不消说，讲法国话，可是临到宴会结束，又讲别国的语言。她讲英国话和德国话糟糕到可笑的地步，可是就连这种糟糕的外国话，出之于她的口，也仍然显得可爱。总之她那么可爱，您会很久忘掉她生得难看。
他吗？他， le mari delle④，坐在宴席上，同她相隔五 把椅子，喝很多酒，吃很多菜，大部分时间一言不发，信手把面包屑揉成小球，不时读酒瓶上的商标。人们瞧着他的体态，就感到他无事可做，闲得无聊，懒懒散散，心里腻烦。……他生着淡黄色头发，不过头顶已经渐渐光秃，头发稀了。
女人、醇酒、不眠的夜晚、走遍世界的飘泊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沟痕，留下很深的皱纹。他大约三十五岁，不会再大，可是论外貌，却显老。他的脸似乎在克瓦斯⑤里泡过。他眼睛好看，可是眼神懒散。……他以前相貌不丑，然而现在丑了。
他生着罗圈腿，两只手带泥土般的颜色，脖子上满是毫毛。由于他的弯腿和特别古怪的步态，他在欧洲不知怎么得了“四 轮马车”的外号。他穿着礼服活象一只身上淋湿而尾巴还干着的寒鸦。宴席上的人都不注意他。他也不理他们。
如果您去参加宴会，见到他们，见到那对夫妇，那就请您观察一下，告诉我，以前和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您见到他们，就会这样回答（当然，大致这样）：“她是著名的女歌唱家，他却仅仅是著名的女歌唱家的丈夫，或者用后台的行话来说，无非是妻子的跟班丈夫而已。她每年，合成俄国钱，一共挣八万卢布，他却什么事也不做，因而有的是时间做她的仆人。她需要管钱的人，同剧院经理办交涉、讲条件、订合同的人。……她专同鼓掌的观众周旋，至于钱财方面的事，她活动中乏味的一面，她却不屑于去管，所有那些事情她一概不碰。所以她才需要他，犹如需要随从或者仆人一样。……要是她自己能管，她就会把他赶走。可是他，一面从她那儿领到大笔的薪金，（她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一面却理所当然地串通她的女仆合伙偷她的财物。他挥霍她的钱，死命地灌酒，甚至也许藏起私房钱来供日后急难用。他满足于他的地位，如同钻进好苹果里的软虫一样。要是她没有钱，他就会离开她了。”
凡是在宴席上观察过他们的人，都是这样想，这样说的。
他们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深入考察这件事的底细，只能凭表面现象判断。大家都把她看做著名的歌唱家，可是对他却都躲着，如同躲开一个渺不足道而且周身沾满青蛙粘液的人似的。其实，这个名满欧洲的女歌唱家同那只癞蛤蟆却是由一种最使人羡慕的、最高尚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下面就是他写下的一段话：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爱这个恶婆娘。不错，这个女人不值得爱。她也不值得恨。对这样的女人，只配不加理睬，置之度外。必得是我，或者是疯子，才会爱她，不过呢，我也就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