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证人所说的话吗？”
“不，”赛斯打开热腾腾的大袋子，杨克从中取走了柳丁汁，赛斯抠开咖啡罐上的拉环，又把它扔进罐里，“经常不相信。”
“为什么？”
斯皮德闻声从楼上下来，正好看到赛斯的动作，“为什么，你要把拉环丢回去？”
“习惯动作，以免乱丢废弃物。恩，斯皮德，你来回答杨克的问题吧。”
“好的。”斯皮德半靠着墙，饶有兴趣地冲着杨克笑了一阵，“你知道吗？我在二十年前，或许更早，跟你一样，是个警官。在那个时候，我打交道的对奖往往都是人，而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了，便去攻读化学以及生物学，当拿到硕士文凭后，就干了现在的工作。你知道是什么改变了我的选择吗？”
“不，当然不知道。”
“一八九五年的一份案底。警方找到了一具男孩儿的尸体，而后，根据他身上的一枚徽章，找到了与他在同一个学校的另一个孩子，请他辨认尸体。这个孩子确认，尸体是他的同学。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随即发生了，第二天，有位妇人找到警察，在看过尸体之后，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哦，天哪！这是我的孩子’。她紧贴着尸体，观察他的衣服，以及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的儿子’，她对此相当确认。‘他去年夏天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后杀害了！’但是，六周后，尸体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那孩子是墨西哥人！在当初被杀害，而后运到了美国南部。他所谓的妈妈搞错了，而尸体身上与她儿子的相似之处，仅仅是那枚类似的徽章。”
“哦，这真不可思议。”
“嗯，是啊，”斯皮德毫不吝啬地把他的单侧酒窝维持了一段时间，“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当母亲靠近观察的时候，那孩子的尸体仿佛在轻轻地召唤她：‘噢，妈咪，妈咪，看看我，妈咪看看我。’类似的事情，在我还是警察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我终于对证人失去了信心。”
“我想我理解你的感受，”杨克咬着小甜饼，在上面留下一排整齐的牙印，“但是，有时候证人们会众口一词地指正某事，这难道也是不可信的吗？”他说话的时候还没有咽下食物，鼓动着两腮活像一只小仓鼠。
“不，那显然更加不可信。”赛斯接过了话茬儿，“我接手过这样一起案子。有两个女孩儿的尸体被发现在斯内克河的支流上，警察之所以找我来，是因为她们显然都遭受了性侵犯。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便签署了死亡证明。在两个孩子的葬礼上，你可以看到亲属们哭到肝肠寸断的悲惨场面——而后，本来死了的人忽然出现——局面忽然变得混乱又充满喜剧色彩。我仔细地辨认过了，发现她们和死在河里的两个女孩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群体指正，是一个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往往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错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则会对其他目击者，甚至被害者的家属产生强烈的影响。”赛斯停顿了一会儿，将喝空了的咖啡罐装进衣袋，“这多半涉及心理暗示，暗示的起点多半是个某个人有些模糊的记忆所引起的错觉，在这一最初的错觉得到肯定之后，它就会产生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位观察者确认自己辨认出了尸体——比如一些特征，尸体上的小小疤痕，或一些其他的能让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那么，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化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扼杀全部判断力，观察者们这时候看到的，已经不是那具尸体本身，而是他们头脑中所产生的那个幻象。而所有的一切，只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错觉，引起错误的指认；第二是暗示，将错觉扩散至每个人身上，不知道我是否解释清楚了。”
杨克若有所思地表示赞同：“那么，你并不相信雷那德先生的证词了？”
“这很难说，从感情上，我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他的说法，把文森特和多面手又拉近了一步。然而从客观角度来说，教授没有理由为此撒谎，除非……”
“除非他也受到了暗示，比如说，第一被害人——他的学生在最后一次联系电话中，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奋。而据他所知，她可能一直迷恋着那位畅销书作家。”
杨克没能很好地领悟赛斯的意思，他刚才这番话本身也有矛盾之处；如果雷那德关注畅销书作家，那么他在指认时，惠顾应说出文森特的名字；而雷那德没有这么做，他也不应该受到了上述暗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