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乡亲(3)

    曹老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我的印象，当时还在边区政府旧址办公的行署大院里，每到晚上六七点钟，最早亮起灯光的总是曹老的那孔窑洞。他看过的文件，绝没有“卫生田”，总是勾画得密密麻麻，边头上偶尔还会有几处问号或感叹号。他常说，现在事业发展了，家大业大责任也大，不吃透政策精神，光凭老经验办事，个人犯错误事小，到头来苦害的还是老百姓。加之他联系群众广泛，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包括牢骚和怨气，因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能直指本质，抓住要害，让周围的同志打心底佩服。

    比如，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多贡献，层层反瞒产，高征购，曹老说，瞒一点产没什么不好，战士打仗时也会瞒一两颗子弹，关键时候派得上大用场。“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到处发号施令，煽风点火，曹老把文件一拍：娶媳妇吹些埋人调，响气就不对！看过戏吧，奸臣怕的戏煞尾，都不会有好下场。三中全会开了，干部对联产承包仍心存疑虑，“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是个顶门杠”。曹老给鄜县县委书记打气：放手干吧，不会有错，没听老百姓说，“公社是个好摊摊，就是精精招憨憨”。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不打破大锅饭，迟早都得喝西北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姓社姓资”的争论随之而起，为防和平演变，一些地方制止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喇叭裤。曹老不以为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管那些事干甚。屙屎努得小便疼，没用对劲嘛。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有人不能理解，曹老在会上发言：还是小平有经验。当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搞“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不就是一国两制？这事咱们干过，能有什么风险。

    诸如此类，尽管言语偶涉村俗，但话粗理直，他那些言简意赅的观点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大家都很爱听。老乡听过他讲话，说曹老不把咱当外人，全是掏心掏肺，实话实说。而一班年轻干部，则会从中受到启悟，获得教益。

    说来你不会相信：如此清醒、方正的一个人，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也常会马失前蹄，“败走麦城”，万般无奈间办一些马马虎虎、外乎原则的事，以致让自己陷入难堪，被动。

    在当时的行署班子中，曹老分管财贸。由于他性格爽直，作风平易，无论办公室还是家里，总见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其中不少是各地来的老乡。有时，刚开完会，一出门，猛不防便被说不清是南泥湾还是黑水寺来的饲养员老汉一把抓住袖子：哈呀，这下好了，总算把你等上咧。接过老汉双手递上的旱烟锅子，曹老边吸边问，快把汗擦干，甚事这么急？老汉气吼啕咽地答，甚事！你该知道我那个小子打小就是个老实疙瘩，好容易问下个媳妇，人家非要一辆自行车不可，这不都跑了半个月了，再买不到，这婚事眼看就要黄了，你看咋办呀？咋办，先把肚子喂饱。曹老把老汉领回家，擦罢脸，吃罢饭，掏出钢笔给五金公司贺经理写张条子：来人是大队贫协主席，老红军，因有急用请先售予自行车一辆为荷。临出门又问，钱够不够？老汉早已喜得合不上嘴，连说够，够，这就蛮好咧，还能再让你贴钱？

    像这样的事随时会有。有让批化肥的，批救济粮的，甚至为办事情批点细粮批点好烟好酒的。为接待这些“没权没势的穷亲戚”，曹老好话说了不少，道理讲了不少，茶饭管了不少，万不得已，也只好向下打个招呼，让酌情照顾解决。看他总是那么忙，那么累，办公室的同志有时会给挡挡驾，曹老事后总会温和地叮嘱，不能挡，不能挡，咱是勤务，人家才是主人，哪有个主人回家，被勤务挡在门外的？

    大约是1980年前后，在一次整顿机关作风的动员会上，地区领导批评了部分干部随便给下边批条子，走后门，购买紧缺商品的现象，说打铁先得本身硬，这种情况，今后决不能允许。那天的大会曹老是否参加了，我没有注意，会后从旁察言观色，也没有发现情绪变化，照样忙前忙后，说说笑笑。又过了半年时间，听说曹老打了报告，希望辞去副专员职务，到地区供销总社工作。我们去看他，他诚恳地表示，毕竟年纪大了，越来越力不从心，倒不如做点后勤工作，自己有些经验，也会感到更实在些。曹老的申请后来批下来了，同意到供销社任职，但同时任命为行署顾问，仍协助主管副专员分管财贸。再后来，我调离延安，时间一长，联系就渐渐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