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丹青梦(3)

    当时，一米真丝价值30余元。我并没有机会直接在真丝上作画，主要是给傅泽南当助手，帮他端颜料。他脾气不好，爱骂人，骂走了几位助手，但他从来没骂过我。他说：“王世孝当助手，画起来就是顺手，我不说他都知道我想要什么颜色。”看得多了，于是有机会在普通棉布上画，后来就画真丝。

    也不难，有老师在前面示范，无非就是日复一日地画牡丹、画月季、画兰草。最烦的是，因为兰草比较受欢迎，曾经连续画过一个月的兰草，画得我们想吐。

    在真丝上作画与在宣纸上画，效果很接近。

    带我们画布的经理汪光芜，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是傅泽南的大学同学，对我也不错。晚上下班后，汪光芜就在他的宿舍里画山水，我又成了他的助手。汪光芜画传统中国画，海派路子，那时我更喜欢傅泽南的画。看得多了，傅泽南说要教我画画，开玩笑说要把我打造成“湖北著名画家”。但那时，我没有作画的环境，几个工人挤在逼仄的宿舍里，没有书案，更没有钱置办笔墨纸砚。在笔记本上写点日记倒是可以的，不料却被傅泽南看到，对其中一篇回忆乡村喝酒的小文章大大夸奖了一通，说我文笔好，可以当作家，鼓励我投稿。也不知往哪里投，1000来字的小短文，我投给了《收获》，居然收到了退稿信，用语还很客气，说《收获》不发这类型的文字，请另投云云。

    正是在傅泽南的指导下，我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贾平凹和沈从文，开始了不间断的经典文学阅读。但我的梦，依然是当画家。

    离开傅泽南的公司，进了另一家公司后，有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作画了，于是置办了笔墨纸砚，自己琢磨着画。当时我迷恋“表现主义”，于是在宣纸上尝试“表现主义”的东西。画了也没有老师指点，自己觉得像那么回事。

    后来离开武汉回家养猪，别的没带，带回了一大捆风格怪异的画。乡村没有宣纸供我实验“表现主义”的水墨，于是买了几桶油漆，把家里的椅子全部画上了狰狞的鬼眼，弄得父亲很生气，说：“吓死人，这样的椅子谁敢坐？”我听不进去，反将家里的一口装书又当书案的大脚箱，也画上了怪异的图画。现在想来，那还真是“表现主义”。

    打工许多年，除了在傅泽南的公司里当手绘师，还在广告公司画过户外广告，在制卡公司画过黑稿，在玩具厂做过调色师，后面这些经历，与真正的绘画艺术无关，但对热爱绘画的我，多少是个安慰。

    也许是因为这些经历，后来进入《大鹏湾》杂志社任编辑时，我基本上成了美编助理，美编排版时，我在一旁指手画脚，后来进了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也是边做边学。这一切，皆源自对美术的热爱，源自梦想。但是，近40年的画家梦，却总是那样若即若离，而因为热爱绘画而引发的文学梦，却做得真真切切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许，这就是人生。

    命运总是让我和绘画若即若离，当我将要远离它时，又会有机缘让我走近。2004年，远离绘画许多年后，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想到远在武汉的傅泽南先生，于是给他寄了一本，先生收到，给我回了一封十余页的长信，鼓励我认定文学，不要为外界的喧哗所左右，并以他的人生为例来告诫我。

    傅泽南信中说他离开绘画20年，做生意，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离不开艺术。傅泽南最终又回归了画室，而且这画室，是我为他选定的，就是离我不远的31区。

    我再次有机缘和傅泽南先生在一起，我见证了他为重新回归画坛所做的努力。他是疯狂的画者，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作画。而他在画室，也为我支起了画架，我得以从基础的色彩学起。

    这段美好的时光依然短暂，后来他离开宝安去福田，后来去南京，去北京，有了自己的美术馆和艺术馆，而我，依然和绘画若即若离。

    2010年，《美术报》用了23个版面大力介绍傅泽南，许多重量级的美术理论家为他写文章，他却将我写的一篇评论用在了头条，并快递了一张油画新作给我。

    2012年，广州国彩艺术馆为傅泽南举办“回归——傅泽南风景画展”，我作为嘉宾发言。开幕式结束后，傅泽南说：“这里展出的画，你挑一张最喜欢的，展出结束后带回去。”我知道他的画现在拍到天价。傅泽南说：“咱们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