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民族已醒来(2)

    倘若从17世纪往前回溯，明王朝曾经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向西方，建造船队，足迹一度抵达非洲东海岸，并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转折，远航停顿下来。延捱至清朝，东方帝国自我封闭，从此完全隔绝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清乾隆皇帝曾夜郎自大地宣示：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更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物品云云。奉行“闭关锁国”国策最为严酷之时，朝廷颁发诏令：“寸板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入口。”导致原本在科学和技术一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东方巨人，停滞了，凝固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沉睡的巨人”。

    历史如此无情。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滑铁卢镇爆发了一场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大决战，英国人威灵顿公爵统帅的欧洲联军击溃了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欧洲征服者野心勃勃地急于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又发动了鸦片战争，其结果使中国开始觉醒了。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之国，公元1840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当英国人的炮舰把“天朝上国”打落至“谷底”时，其远隔万里波涛之遥的大不列颠岛国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于东方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道统的一次剧烈冲撞，是新兴工业革命对传统农耕社会的一次野蛮征服。

    此后的中国，亦步亦趋地进入灾难深重的近现代时期。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与“千年未遇之强敌”，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乱花迷眼：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自鸦片战争以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海战、辛亥革命、抗日救亡，百年劫难百年奋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充满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争。

    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万邦之林，是毛泽东领导的血与火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运动，邓小平以其大智慧大勇气，引领着中国这艘巨舰在惊涛巨浪中破浪前进，经济发展大步跨越，社会转型风云激荡，文化繁荣走向多元，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为之瞩目，世界为之震撼，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归宗炎黄，溯源华夏，从兴盛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崛起，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内生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力与生命力，其内核基因则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正如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阐述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覆，但在浪潮退去后仍顽强地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三

    历史演进让人们想起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提出的一道哲学命题，既理性回应了“李约瑟之谜”，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不容置疑的前瞻性。

    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二十六种文明。他坚定地认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面对一个饶有兴趣的设问：“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一个国家？”汤因比思索片刻，明确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阐明这是他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做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把中国置于全球演变的多维空间来评估之后所获得的审慎结论。

    进化论人类学者达尔文也曾经讲过：“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

    试想，当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现代化大道上迅跑；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整个东部海岸线上那条“地理级”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商品，打造了20世纪末叶、21世纪初最耀眼的工业神话；当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着浦东、前海、横琴、南沙、环渤海经济圈、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板块连片成线；当中国人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进程，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二百年乃至三百年所走过的历史；当中国体量快速增大，千真万确实现了“超英赶美”；与此同时，经济实力的大幅飙升，又带动了军事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毫无疑问，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新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