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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观众议论较多的是秦可卿这个人物的塑造，也即是“淫丧天香楼”这场戏的得失。……原着既然已经删去，似乎不必再找补回来…… 文章对王熙凤这一角色也作了与今天看法完全不同的否定性意见：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电视剧也是有得有失，即使如公认比较出色的凤姐，曹雪芹笔下也那可爱的一面似乎不见了。 四、高时阔《令人失望的新结局》 文章重点批评了电视剧新编的结局，认为：一是电视剧情节的设计和安排过于平淡、简单，缺乏高鹗后四十回续书中那种“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二是不少地方编得“离了谱”，不合“整体情理”。三是故事情节拖沓、松散，艺术表现力较前三十集大为逊色。 但现在的观众，几乎已经忘记了电视剧后面的与原着相比面目全非的结尾，反而认为这一版电视剧非常忠实于原着。这实际上是受一种晕轮效应的影响，以为电视剧画面与人物造型，比较吻合印象中的意境，所以，导致整个电视剧都享受到了这种好感的“红利”。 五、黄道炫《评电视剧〈红楼梦〉的文化倾向》。 这是一篇全盘否定电视剧的评论。开首就直言不讳，为电视剧下了否定的定论： “原着中那种最为经久的文化批判魅力已经消失殆尽了。整体的悲剧感隐没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温情脉脉、充满俗气的喜怒哀乐故事。电视剧《红楼梦》的失误，除编导本身原因外，和当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缺陷密切相关。” 文章重点批评了电视剧对原着里的爱情的表现与呈现：“电视剧《红楼梦》在着力最多的宝黛钗爱情纠葛上，却忽视了宝黛爱情的文化叛逆意义，使电视剧流于一般的爱情故事俗套。在电视剧中，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成了一段‘前不断、理还乱’的现代意义上的三角恋。尤其在宝黛爱情结局上，编导者把黛玉之死处理在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合之前，完全抹煞了这场悲剧的社会文化意义，掩盖了在贾府家庭守法制度中滋长起来的阴谋气氛。作为宝黛爱情破坏者的贾母，被轻轻一笔就给开脱过去了，这位家族首脑成了纯粹慈爱的化身。而黛玉之所以未能得偿夙愿，唯一可怪的仅仅在于她之不假天年。这种改编，完全失去了原作中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文章总结道：“在整部电视剧中，缺乏一种贯串全剧的悲剧意义，却在前半部灌注了造作的乐观气氛和温情主义。编导者们过多的发现了爱情和柔情，失去了对《红楼梦》批判精神的把握。这种善良来源于自安心理和批判精神的欠缺，使他们无法和原着达成认同，其结果便必然是导致平庸。” 六、左介贻《未能充分把握〈红楼梦〉悲剧的总体意识》。 文章认为：《红》剧似乎对贾府兴衰及其自相残杀的一面，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写贾府兴衰场面，往往细腻传神，节奏舒徐，反复咏叹。以宏伟的场面取胜，自无可厚非，只是相对地冷落了人物，形成不相称的局面。《红》剧为了强调贾府内部倾轧，让王熙凤跑到了全剧的中心也不知占去多少荧屏画面，画骨描皮，纤毫毕露，几乎达到了失重的地步。《红》剧似乎是独为她而编排的。听说导演对塑造王熙凤这一形象很满意，殊不知突出王熙凤的代价是淡化《红楼梦》主旨和失去《红楼梦》轻重匀称的结构美。 《红》剧为了显示宦海浮沉，还把贾雨村拉到了前台。他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结尾处贾雨村被枷，而押解他的竟是那具当了官的小沙弥，何其梦幻颠倒！最有意思的是贾宝玉在末路串慈祥再三，还啐了一口（这是极不合不关心利禄的贾宝玉性格的一啐）。《红》剧在这方面的力气没有白花，只是有欠适度。对比之下当《红》剧的镜头伸向大观园姑娘们命运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酣畅淋漓，而难逃吝啬之责了。 七、陈卫平《名着改编的不随意性》 文章批评电视剧擅自改编了原着的设定，尤其是后四十回的故事链条。文章认为：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改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些重要情节的增删、改动。如删去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增加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改动了宝黛爱情悲剧中“掉包计”和“黛玉之死”等关键情节，以及宝玉结局等。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失误，“因为它们并非无关宏旨的细节，而都是一些牵动作品整体机制的大关目。这样的改动显然使改编不能基本完整地传达出《红楼梦》这一文学名着的历史面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