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冻泉(2)

    我钟情于《昆仑山上一棵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起来有些戏剧性，但实在是意味深长，又似乎很必然。这与这部电影的原创作者王宗元有关。王宗元、王宗仁，一字之差，且仁和元两个字的笔画又稀少得那么相近。四千里青藏公路沿线，猛乍乍地出现了这么两个都写昆仑山的作家，难怪人们没法把他们分辨开来。

    记得是1960年或1961年夏天的某日，我接到青藏办事处宣传处文化干事李廷义的电话，他用惊喜万分的口吻向我道喜：“王宗仁同志，我看到了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作品，写得真好！”这个意外报喜的电话让我高兴了好久，但是我真的好纳闷。我的什么作品上了《人民日报》，不知道呀！当时我的文学创作起步不久，也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这样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上《人民日报》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我真不记得给《人民日报》投寄过什么作品，现在竟然刊登出来了？那个年代，在格尔木那个遥远的地方，又是一个小战士，看到《人民日报》的机会实在不多。我费了不少劲才在图书馆找到了那份已经过期的《人民日报》。原来是王宗元写的一篇小说在《人民日报》登了一个版，题目是《惠嫂—故事里的故事》。我拿着报纸站着没挪地方读了一遍。好解渴！写得真棒！我佩服这个叫王宗元的作者，他写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故事，高原司机，给司机送去温暖的惠嫂，我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这个王宗元应该就在青藏线上，说不定就在格尔木。我巴不得很快就见见他，要他给我讲讲写作的事。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王宗元”这三个字。比原先想读到《惠嫂》的愿望更强烈的是想见到王宗元。我在格尔木四处奔走、打听，王宗元在哪里。可以理解当时一个业余作者这种急于求成甚至有点失态的心情，他酷爱文学创作，苦苦奋争，却举目无亲。好比一粒撒在石板上的种子，好不容易遇到一片可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他怎能不利用雨天伸张根须，觅寻可以扎进土壤的机会！

    我终于打听到了王宗元的信息，他是青藏公路管理农场三分场的场长，只是他已经离开了青藏线。有人说他到了兰州，也有人说他到了西安，还有人说他去了拉萨，说法不一，不管他到了哪里，我是无法见到他了。一个在青藏线上执勤的汽车兵，不可能为了见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作家走那么远。但是，我和王宗元的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从主观来说，这是我的愿望。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意外的事发生。这是后话。

    见不到王宗元，但是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我百看不厌。我在格尔木汽车团的广场上看过，在拉萨西郊兵站的院子里看过，后来有了电视，又多次在电视上看过。每看一遍都重温一次自己在青藏线上跑车的经历，很有回味艰苦生活时的那种幸福感觉。最难忘的当数在影片的始源地不冻泉兵站车场上看这个电影。那天晚上，天空飘散着零零星星的雪花，兵站的官兵、道班的养路工、投宿兵站的汽车兵，还有几个过往的游人，总共不足五十人，早早就坐在银幕下等盼。因为是跑片，从格尔木跑到不冻泉已经快九点钟了。这时雪也下得越来越大，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人人都沉浸在那些从他们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镜头里，尽情享受着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直到四十多分钟的片尾上出现“完”字，大家才热烈地议论着回到住处。

    我不会忘记王宗元，仍在四处搜集、打听他的情况。这时我已经得到了关于他的更多的资料。他大我二十岁，1919年出生，保定人。是一位老革命，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西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长、文艺科副科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专业作家，《陕西日报》副总编辑。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看了不知多少次的电影《智取华山》，王宗元是主要执笔者。这个新的发现更加深了我对王宗元的感情，也强化了我对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感情。一位一直将自己的命运和信仰凝托在中国革命大业上的老作家，创作出深受包括高原人在内的国人热爱的作品，是必然的。也就在这时候，我见到了王宗元。那是1964年夏天，我从高原到北京开会，在西安转车时，顺路到陕西日报社（也许是省作协）一间十分简朴的办公室见到久盼的王宗元。当时他正要去开会，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不到半小时的交谈几乎全是格尔木、昆仑山的话题。他说他只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了年把时间，今后如果有机会还会去的。他特别想见慕生忠将军，那是青藏公路的先人，有功之臣。当我提到他的《惠嫂》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我写的时候，他淡淡地一笑说：谁让咱们都是王族一家，又都是宗字起头。你前不久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昆仑泉》，还有人当成是我写的呢！我听了忙说，还有这事，那是一篇小散文，不值一提。他说：谁让咱们都写昆仑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