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衣(2)

    嘉季的认真，看看他签署过的稿签就知道，条分缕析，那字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数十年间，嘉季给作者写过多少信？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相当多就是了。他是个有信必复的人。那时候没有电脑，信是一笔一画写的。这种投入需要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也无法计算。

    他当然也写评论，针对作者针对作品有的放矢发表议论，那评论文字朴实严谨可以服人。对于我，他就评论过两次，我将其中一篇两次选入我的小说集中。他的评论文字数量可观，可以编一本评论集出版，他没有，他仿佛并不热衷于此。

    嘉季的青春，就是在对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类投稿或约稿的阅读、修改、筛选、编辑中逝去的，他的岁月就是在稿签上签署意见，与作者通信，为作者写评论文字中流走的。那逝去的青春流走的岁月中有喜有忧。发现了一篇好稿，作者的进步，刊物发行量增多，等等，都是快乐的理由。当然也有忧虑，所发作品受到批判，那批判暴风骤雨上纲上线，是有政治运动背景的，或曰压制新生力量，或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或其他别的什么罪名，在嘉季的编辑生涯中多有发生。时间证明，都批错了。这要在忧虑中等待，在苦闷中煎熬，等待与煎熬漫长，才能得到这证明。那青春那岁月就在这喜忧交错中逝去和流走，在这逝去中青丝变成白发，在这流走中额上添了皱纹。还有还有，那眼睛由近视而老花。

    在编辑工作中，有一件事使嘉季多少有点骄傲。他在2004年8月6日给支部的汇报中写道：“我在编辑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主持编辑的《奔流》竟没有转载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称为发动‘***’的信号，当时全国的报刊杂志都纷纷转载了，《奔流》是个异类，这不是说我的政治觉悟有多高，能预见到‘四人帮’的覆灭。但这件事，可以看到我不是一个跟风趋时的人。办刊物得有一点这种‘独立’的精神的。这是我获得的一条宝贵经验。”

    时间开了个玩笑，嘉季离休时，单位里评定职称的工作尚未开始，就是因为这种时间差，如嘉季这样资深的敬业的有工作实绩的德高望重的老编辑离休时是没有职称的，专就此点而言，可算是“裸退”。没有任何学术职称的编辑家，听起来有点别扭有点可笑。在嘉季前有比他略年长的两位——徐安石、王大海，情况与他相似。当年我正在文联管事，扮演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角色吧，很想为这三位编辑家补办个高级职称，也算公平公正，也算对这三位我尊敬的兄长有个交代，对他们的精神也算是个慰藉。碍于当时的政策吧，未能办成。我很引以为憾。我曾在两篇文字中提及此事。在2003年所写《嫁衣》中，开头就说：“嫁衣是美丽的。做嫁衣的人却常被人忘记。”文中简述三位的编辑劳绩，因为与嘉季更熟，略多讲了他的点滴细节。文章结尾：“我向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无闻的令人尊敬的劳作，鞠躬。”

    嘉季当然看到了我发表于《大河报》的这篇文章，他在2004年2月19日给杨稼生的信中做出回应，他认为是过誉了，远没有所写那么好，说是他近日清理书籍杂物，发现四篇未给作者寄回而压在他那里多年的稿件，未能及时处理好，把人家稿子耽误了，真是很对不起作者，很惭愧。他在信中还说：“南丁用‘嫁衣’为题借喻编辑工作，我自省也不是这种思想。‘嫁衣’即‘为人作嫁’成语的缩写，此典来自唐代诗人秦韬玉题为《贫女》的七律：‘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不是用这种自伤自怨自怜的感情从事编辑工作。我想想，大概是用一种‘工具伦理’或‘工具理性’来从事编辑工作的吧！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所谓‘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编辑为党编刊，作者写稿、投稿，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其中没有什么个人想法的。我一向不同意所谓这位编辑培养作家之说。为了编好刊物，编辑不发表这位作家稿子，也会发表另一位作家稿子的，其中有多少私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提供一个‘契机’而已。有一次文联开的什么会上，记得省委书记韩劲草同志也参加了，我发了一通这议论。”

    嘉季非但漠视我的赞赏，而且驳斥了我的“嫁衣”说。我对他的驳斥半是赞同，半是存疑。赞同他的谦逊态度。存疑的是，他对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之解释，我以为不尽然，他自己也不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