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本纪(3)

    奶奶说：“记仇两天，记恩百年。”

    意思是说，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睡一夜到第二天就不必再计较了；别人对自己做一件好事，应当记一辈子。不记得奶奶和谁有过嫌隙，她不会对不起任何人。只记得奶奶一再提到，爷爷死后，父亲年幼，挑不动水，她每天用瓦罐去井上打水。一个夏天，连阴多日，村路上泥浆尺把深，奶奶双脚插进泥里拔不出来，没走两步，摔倒地上，沾一身泥水，瓦罐也摔破。老成爷看见，连说“可怜，可怜”，把奶奶扶进家。一会儿，挑来两桶水，赤着脚，裤子卷到膝盖上，半截腿都是泥。倒进瓦缸，扭头就走。那年隆冬，一天夜里，老成爷家灶屋失火—老成奶做黄酒，把酒坛放在灶膛边，为加温，挨酒坛了草末子，谁知草末子燃着了柴，灶屋立即起火。老成爷把棉被塞水缸蘸了水，盖在正房的房坡，才保住正房。老成爷喊救火时，父亲起床去了，什么也没救出，米面都烧光了。第二天早晨，奶奶说，囫囵籽儿粮食咋吃？湿被子夜里咋盖？不一会儿，我看见母亲抱两条棉被，奶奶用柳条筐提了半筐苞谷糁，里面放了一瓢小米，朝老成爷家走去，橘色的霞光洒满她俩头上身上。老成爷死后，奶奶仍不忘他的恩德，多次述说担水的事儿，和他的家人关系仍然热火。

    奶奶说：“椿头菜绾纂儿，老婆饿成黄脸儿。”

    这是说的荒春。椿树发芽晚，直到四月里，枝头才吐露出拢成纂儿状的青紫色的雏叶，那就叫椿头菜。这是麦熟前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大部分人家吃食都紧，常常挨饿。奶奶对饥饿的印象特别深，多次提起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饥荒，人吃人，小妞头上插根草在集镇上卖，一升苞谷就能买走。还说到三十一年（1942年）的饥荒，先是涝，后是旱，接着是蝗灾。蚂蚱飞过来把日头都挡了，满天都是黄的，落地里一片唰唰声，瘆人，一会儿就吃光庄稼，再去另一块地。蝗虫过后连一把草也没收，只土里的还没长成的红薯保住了。从秋后到次年麦收前，日子越来越难，饿死人没有数。

    奶奶熬过了那两场饥荒。

    衣裳破了，缝缝补补还能穿。没了吃食，不到七天就要死。奶奶最怕挨饿。

    老人家还说过一首儿歌：

    地里活，家里活，

    忙坏老头和老婆。

    拿根长绳拴日头，

    你想落，不得落，

    一天能干两天活。

    这应是“长绳系日”典故的农家版。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冬天也不闲。父亲伺候牛驴，出粪，拉末子（即垫牛圈积肥的土），丢了筢子掂扫帚。母亲织布，缝补衣裳。奶奶除了外出弹棉花，就是纺线、缠线、络线，为织布做准备。奶奶没看过戏，没听过艺人说书，没去东邻西舍串过门。来了人，招呼坐下，就边纺线边拉家常，两不误。奶奶曾有一个比喻：庄稼人啊，就像牛，受苦受累、使死使活伸长脖子曳一辈子，直到走不动。人比牛强些，牛老死剥皮吃肉，人老死躺到坟里歇息。

    奶奶终生没走出过方圆十里。

    还记得奶奶说过有关政治的话。一次说：“毛泽东坐朝（我记得很清，她没说“毛主席”，而是直呼其名），好处是打死了崔二旦、老王泰（崔、王是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土匪、杆子），天下太平，再也不怕半夜来抢，来拉票儿。坏处是地都充公，一大群人一块儿干活儿，都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吃不饱饭活该。”上世纪50年代前几年，是奶奶一生最舒心的时候，全家男耕女织，日子红火。正是在1955年，我家又买了五亩地。可只收了一季庄稼，来了个“合作化”运动，拢进集体了。还有一次，听到拐爷惨死，奶奶说：“啥大跃进，不是跃进，是要命。”（在方言里，跃进的“跃”读“要”）自“大跃进”开始，家里没了锅灶，奶奶住进了敬老院，头几个月还能吃饱，后来就不行了……

    1959年秋期，我去卧龙岗上的一所专科学校上学，吃的当然是商品粮，每顿饭一个白面馍。1960年春节放假前几天，忍着饿每天省下半个馍，最后攒了三个馍，早饭后装进书包步行回家。离家70里，走到下午饿得迈不开步，吃了一个。下好大决心不吃，还是吃了。日落前到家，见奶奶睡在堂屋东间靠山墙的地上，铺的是麦草，一块坯上垫着旧衣作枕头，脸没血色，苍白头发蓬乱。我拿出馍，给奶奶一个，给父母一个。母亲掰开，让我吃了半个，另半个又掰开，给父亲一半。奶奶大口大口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唇上沾的碎屑也舔近嘴里。而后，切切地看着我，浑浊的泪顺眼角流下，滴湿土坯上的旧衣。我看见她的手指细而尖，瘦干的胳膊上条条青筋好似死了的蚯蚓。我后悔路上吃掉了一个馍……那是个惨淡的春节，没有馒头，更没有肉菜，只吃了一碗红薯面包红薯叶的饺子。一天后父母就让我回校，母亲恳求管食堂的大队干部，几乎跪下，给我要了一个红薯面掺糠蒸成的馍，路上作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