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再找个中国女人当老板娘，让老婆每天坐店里数钱，自己去吃喝嫖赌——所有在德国的中国餐馆都这样；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吗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对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待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