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所以这还是在维系和加剧不平等的状况？
项飚：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到底有多少人去了国外生活，我觉得没有很多啊。很多人不一定真的到国外生活，不得已买个房子，有点投资，但是赚钱还不是得靠在中国，中国生活打麻将方便，很多人没有把生活的重点转到国外，在国外只不过是把资本运作跨国化一下。
正午：你之前提到，“公民社会”这个词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是什么意思？
项飚：这个概念主要从欧洲，哈贝马斯那里出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化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1980年代后期，“冷战”末期，东欧用这个词比较多，被认为是结束东欧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冷战”结束之后，很多人也会考虑怎么培养东欧的公民社会，当时的团结工会啊，等等，都被理解为公民社会。
基本的意思，公民社会，是政治上自由的个人之间的制度化的结合，从而形成和国家的一种制衡力量。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历史，以及短期的革命历史，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也有很多人研究，清朝晚期，出现了很多商会，形式上看，像早期的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了自主结社，但是他们跟地方政府关系都非常紧密。今天在中国，要形成自主性的空间，作为中国下一步改变的渠道，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没有基础。
你要问老百姓，“社会”怎么样，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坏的词儿，年轻人走向社会要小心，社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有一种很模糊的国家崇拜。如果我们的政治思考不反映老百姓的实际诉求，那就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可能“热”了一阵，就变得茫然、犬儒。
我的意思是，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词在中国不能精确地描述历史经验，也不能精确地描述变化态势，另一方面，从策略上讲，中国的政治变化，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党和国家之外，再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是加入到党和国家改革的斗争里面去。
项飚：1972年出生于温州市区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从温州中学毕业保送北京大学。1998年获北大硕士学位，当年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200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教授。
何伟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