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里一样，竖是一个诗人。
诗人身份，始终陪伴、折磨同时也慰藉着竖的生活。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诗人，他无法依靠写作获得周围人的认同和尊重。别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没有工作，我是一个诗人。”“写诗能养活自己吗？”“不能。得借钱生活。”“那你写诗干什么？”“不写不行，像我的一个本能，我怎么能够阉割掉自己的本能？”
说了一半，他沉默几秒，“一切都过去了”。
二
有一次，竖试图自杀。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生活琐碎又无趣。他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巴士开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来五光十色，他像一个多余的人，觉得一切没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开煤气，用湿布把门缝塞上，突然电话响了，谁会在他临死前给他打电话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诗人乌青的电话。那时候乌青和他一样困窘，除了借钱一般不会给他打电话。他告诉乌青，卡号报给你密码报给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杀去了。挂完电话不多久，警察找上门。竖自杀未遂，他骂骂咧咧：他妈的，乌青这小子可以啊，居然还报警了。
那次之后，竖就交了狗屎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他的诗歌被一家网站的老板看中，给了他一万块钱稿费。他拿着这笔钱，激动地辞掉工作准备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杨黎。但那早已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勃发于80年代后期以反朦胧诗为旗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儿已是财富的制造者。杨黎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非非”集体下海之后，正闲在成都打麻将消磨时光。竖拉上乌青和另一个朋友到了成都，和两个诗歌前辈在一家火锅店里碰面。三个年轻人挨个给前辈念自己的诗，那是一顿惺惺相惜的火锅——“就好像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在成都，竖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参与创办杨黎、韩东、何小竹发起的一个诗歌论坛——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他会一点美工，做网页设计。不久，他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诗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并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个月以后，激情耗尽，他们分手了，竖回到上海。
在上海，竖当起了厨房排气管道的货运工，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送到其他城市。他痴迷美国的西部公路片，对此兴致勃勃。直到半年后，他遇见了一个“疯子”。
那天，他和几个人把货运到上海的某个仓库。卸完货，工人们蹲在地上抽烟。远处，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似乎晕染了整个世界。竖抬起头，看见高楼的阳台上，有个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视地面，像希特勒那样挥舞双臂，慷慨激昂：“你们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们都在违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们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报应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预言”。
工人们议论纷纷：“一定是个神经病！”
“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个神经病？”竖反问。
工人们答应：“对，你一看差不多也是这种人。”
那个人给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人，相反，他说话音调不高，看上去温文尔雅。可是他的内心，时刻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几条路线反复跑来跑去，他产生了厌倦，每天耗费太多时间在公路上，挤占了他阅读和写作的精力。那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诗人纷纷涌至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创作，杨黎打电话给竖：“来北京吧，你在上海干什么？”“做装卸工。”“你有毛病啊，赶快过来。”
竖在北京开始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生活。起初，竖和两个诗人一起租了一套单元房，随后人数不断增加，前来投奔的诗人一个接一个。他们在客厅安置了一个像炕一样的大床，五六个人并排躺着睡。他们爱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积无数的啤酒瓶，场面十分壮观。
他们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根据地，接纳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房东打开门，吓了一跳，十几个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他们被房东轰了出去，搬到郊区。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竖和朋友们没日没夜地谈论诗歌，话题从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引申，讨论到最后常常指向某个宏大命题——诗是什么，诗和语言的关系，怎么写诗。讨论无疑是严肃而又情绪激动的，两个诗人聊着聊着，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诗。”有人从外地赶来，又立马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