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他重新回归到“火星招待所”，继续被中断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写作的氛围中，他的创作欲望被激起，诗歌创作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期。他的诗歌风格强调出离，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诗歌中有意消减掉形容词、修辞、情感甚至态度，这是一种极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创作偏好。
但经过最初亢奋的写作期，竖渐渐对这种群体性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同住的诗人们非常懒散，谁也不愿意出门工作赚钱，生活难以为继。创作上，竖也陷入重复，“写诗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你肯定不想重复，因为重复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不改变生活方式，生活还是重复的，你很难在创作上有新的见地”。曾经令他向往的诗歌群体对他不再具有写作上的刺激，他离开“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驻北京的公司卖起了红茶。公司位于一座环境优雅的公园里，他就寄住在公司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一开始，竖的生活确实产生某种积极意义上的改变。至少，当他混迹于北京的文人圈子，别人往往通过阅读他的诗进而与其结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层次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他参加过许多诗歌朗诵会，非常冷场。他的诗除了在一个诗人的小圈子之内传播，无法被更多的大众喜欢，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
日子逐渐陷入虚无。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饭局，一个饭局结束了，他又转往另一个。比起诗人，他更像一个混子，靠喝酒释放心中的压抑。
他腻味这种丧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虚和欲望的鞭子驱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性。喝酒之后的狂欢和表演让他感到释放，人们互相刻薄，显摆自己的才华。“饭局上的人们非常刻薄，他们能够一眼看出你这个人的弱点然后迅速地像苍蝇一样追过去抓住这个人的缺点，极尽刻薄极尽讽刺，把你的弱点无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痹，对生活的思考停滞，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写不出诗了。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他决定结束这种毫无意义又无休无止的混子生活，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他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绝望又低落。他的父亲经历了两次手术和长期化疗，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凶，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竖对父亲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在他眼里，父亲的一生是一场妥协的悲剧。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和竖一样，有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特质，爱好文艺，厌倦名利。竖的母亲则刚好相反，不断要求他赚更多的钱，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竖表现出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反叛时，父亲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忧。他以一种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儿子：“写诗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主业。否则，你的生活会很动荡，你的生活质量会出现问题，连你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你的连累。”竖反驳：“那我不结婚不就完了？”
为了解除家人的担忧，竖向父亲妥协，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脱离北京的诗人圈子，他想找个喝酒的同伴都没有，“上海太安静了，像个太平间”。
父亲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他最低落的时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开始写诗了。他变得絮絮叨叨，写出的诗变得绵长，像是一种对日常的讲述和祈祷。他已步入中年，却依然无法获得期许的尊重。年轻时候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时间，总能折腾些名堂，而现在，连时间都不站在他这边了。他觉得自己像个“风箱里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阅读宗教书籍，希冀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答案。他去灵隐寺祈愿，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属一样，把医学上得不到的希望寄托于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打开一个讲述佛教教义的光盘，看到一段杀牛的视频，牛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他像顿悟一样，读到了三个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觉佛教可能是要告诉一些他什么。他开始学习佛教，每日诵经，学会宽容周围的人，包括宽容自己。他戒酒，戒荤腥，过了几年，他的心态变得好起来。他遇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妻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