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四题(3)

    的确，不要讲外人了，就是对写作者而言，在最初的本能阶段，对文体的认识也是含糊的：文体像一匹既会变大又会变小的马，凭着猛烈到自负的欲望，写作者急迫轻率地跨上去。或者呢，元气充足，甩鞭疾驰，一下子跑出去十几里地，一路上目无所见，心无所得，光想着跑长途了，直至人仰马翻。嘿，瞧，我跑了个长篇。或者呢，心急火燎，如新科状元初秀，架势弄得十分华丽，刚刚跑动没几步惜乎猛然踏空见底，仓皇收场，但是没关系，也够可以得意地一甩头：喏，这就是短篇！还有的，一路马踏香花，东张西望，走走停停，东扯西拉，忘却来路去程，差不多快要迷路了才收起缰绳，自然也没白忙：是谓中篇。

    这样的大马小马转换自若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就会喜剧性地看到，那些像中篇一样的长篇，像短篇一样的中篇，像长篇节选一样的中篇——反正是用字数来掐表分类的，写对是对，写错也还是对。

    从这个意义上，我一直不大喜欢按照长度来划分文体，因为这常常会造成一种惰性与投机，造成对文体感的放任与不负责——如果写作者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就极易变成一个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骑手，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文体在这里都成了无辜的种马，被作家们慷慨而即兴地赋予生命，诞生出一批规格长度符合标准，但实质四不像、先天肥胖或先天羸弱的小说新生儿。而大部分时候，我们也会机灵地欢呼这种四不像，因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就是冒犯常规、自我创造。你似乎不可以因为“像不像”某种文体去进行道义或审美上的指责，人们会说你有文体的傲慢与偏见。

    事实上，文体的确是有传统与血统的，是需要挑剔，需要肃清界限的。比如，这里说说短篇。短篇这一文体，在无数作家们的孕育与生养下，已经被创造出了极其丰富的类型之美，有卡佛式的，有门罗式的，有奥康纳式的，有海明威式的，有契诃夫式的，有欧·亨利式的，等等。但最起码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性：这些写作者，在骑上文体这匹马的那一刻，不，也许在之前，在他整理靴子、束衣整帽、步出栅门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节制的谨慎的愿望，他将骑着这匹种马，走出一箭之遥，对，不太多也不太少，就这么远。他咬着嘴唇，像斗牛士那样，似乎每走一步都性命攸关，他也做点危险的俏皮动作，一边敏锐地捕捉周边的气息与信号。他会回避铺陈的诱惑，也会放弃故事的婉转，甚至还会特意隐去人名与地名。这一位骑马人，既在不停地叠加动人的细节，同时又在对其进行抽象化或素描式的处理。他十分地无情和果断，他固执地就只走一箭之地。他不管人物还在生死未决，时间还在艰难地停滞，地点还在风火轮一样地流转。都不管。到了终点。他稳稳地勒住，翻身下马，扬长而去。

    ——他不是跑出了一个短篇，他是截取、裁剪、折叠、缝缀、放弃出了一个短篇。

    腼腆的黄昏

    有那么一些黄昏，会突然想起自己的书。光线的阴暗帮助了我，因为这需要自大的勇气。全世界那么多的书啊，自己的这几本，实在太渺小了，渺小到我必须庄重而自持地尊重它，就像一个黝黑的母亲，抿着嘴摇晃着她皱巴巴的婴儿，忍受着心中的忧虑与骄傲：担心世上只有她自己会热爱这个孩子。

    我在书架的一角，慎重地给自己的书留下了位置，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今年六月，反复地数，仅数到第十七本，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回忆要大于实物的存在。我至今记得书写这些书的心境，那种起伏之情，布满激越与克制的空洞，在某些时刻，甚至敏感得不太愿意提及、与他人正式谈论。有时是因为自觉太糟，有时却又因为自觉不错、恐被轻谈——真是变态啊。

    以上一部长篇《六人晚餐》为例，所谓全程的心境……包括最初的起意，这约莫跟向往一个不熟悉的、高高在上的人有些相像。我拖延着无论如何不敢动笔，在缺乏参照物与细节的贫困局面下，我逼着自己反复地勾画他的轮廓、质地与精神局面。有时候，认为他会是个出色的伟岸的人；另一些时候，又会沮丧到极点，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这本书是不值得写的；百千万、无数的好书在前、在上、在左、在右，这一本，如何赋予它特别的价值……

    可是，那些句子与不安的情绪像咳嗽一样地堵在喉咙里。我必须出声。踌躇满志、按捺不住的时刻到了，某些段落、比喻、在何处戛然而止，了不起的念头像狡猾的小小鱼，我高兴起来，做起游戏，尽量完整地捕捉它们，请它们留在纸上，包括它们挣扎与首尾跃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