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周官》《王制》，皆属学者拟议之辞，本非古代史实。然拟议之说，亦必有其所由。《榖梁》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以人口之众寡言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告子下》。此以财用之多少言之。足见封地之大小，实视事势而定，非可任意为之也。《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疏》：“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此即《左氏》所谓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亦即《论语》所谓夺伯氏骈邑三百者。《宪问》。在春秋时为下大夫之封，在古则为成国矣。《吕览》谓“海上有十里之诸侯”，《慎势》。盖指此，此封建之最早者也。稍进则为今文家所言之制。古之居民，实以百里为一区。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其不及此者，则《孟子》所谓“今滕绝长补短，方五十里”者也。《滕文公上》。过于此者，则《明堂位》谓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谓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此为《周官》上公之封。《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告子下》。《明堂位》《史记》盖皆据后来封域言之，在周初尚无此等国，故今文家所拟制度，大国犹仅百里；春秋以来，此等国渐多，作《周官》者，遂增公侯之封，至于四五百里，而以百里为男国也。更大于此者，则《孟子》所谓“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子产所谓“大国地多数圻”。《左氏》襄公三十五年。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者，故作《周官》者亦不之及也。公、侯、伯、子、男，皆为美称，见《白虎通义·爵篇》。语其实则皆曰君。故《曲礼》谓“九州之长，人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也。公、侯、伯、子、男，虽为美称，然古碻亦以是为进退。274《史记·卫康叔世家》，自贞伯以上皆称伯。顷、釐两世称侯。武公平戎有功，平王命之，自此称公，成侯复贬号为侯。及子平侯皆称侯。嗣君贬号曰君。以下四世，又皆称君，皆从其实书之，必国史元文也。君其实，称君则无复夸饰。《赵世家》：“五国相王，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有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谦，不欲妄有美称也。牧与伯即一物，自其受职于天子言之曰牧，自其长一州言之曰伯，故《王制》言“八州八伯”，而《曲礼》言州长曰牧。王者天下所归往，伯则诸侯之长。凡并时尊无与敌者，则谓之王。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者，则谓之伯。然所谓王者，非真普天之下，尊无二上，亦就一区域之内言之，故春秋时吴、楚等国皆称王以其所王之区，本非周室号令所及也。参看第九章第二节楚熊渠、熊通事。徐偃王亦称王。《榖梁》哀公十三年，与吴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令乎诸侯，以尊天子，即谓去王而称子也。然此特在中国，在江东未必如是。越之亡也，《史记》言其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为王而仍可服朝于人，即因其各居一区也。伯之始，似系就一区之内，分为九州，中由天子自治，是为县内，其外更分为八区，各委一人治之。尧、舜时封域，实不过今山东一隅，其时已有九州之制。已见第十章第二节。故《尚书大传》即有所谓八伯。见第七章第四节。其后疆域式廓，而此制不废，则其所治者，侔于《禹贡》之一州矣。召康公命齐大公，见《左氏》僖公四年。周命楚成王、见第九章第二节。秦穆公见第九章第四节。皆如此。此即《王制》所谓八州八伯，亦即《曲礼》所谓九州之长者。又周初声教所及既广，天子一人治理难及，于是有周、召分陕之制，见《公羊》隐公五年。后拟制者亦沿之，则《王制》所谓“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曲礼》所谓“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者也。《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疑亦附会此制以立说。《王制》又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此则依附周初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之事者也。周、召二公，世为王室卿士，二伯分陕之制，可谓仍存，特不克举其职耳。五霸迭兴，亦即九州之长之职，特其会盟征伐，所搂而及者更广；而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亦即三监之制；盖当时自有此法，故儒家之拟制者，亦以是为言也。李斯为荀卿弟子，此制或即原于儒家之说，亦未可知。战国之世，所谓七雄者，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以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此时列国之封其臣，小者称君，如孟尝君、望诸君是也。大者亦称侯，如穰侯、文信侯是也。则临其上者，非更有他称不可。其时之人所拟之称号为帝，故齐、秦尝并称东西帝，秦围邯郸时，魏又欲尊秦为帝。始皇并六国后，令丞相御史议更名号，博士初上尊号为泰皇，始皇命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名为法古，实亦顺时俗所习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