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人，虽亦不能尽当，然其论材之法，则有大可取者，《大戴记·文王官人》之篇是也。《周书·官人篇》大同。此亦专门之学，刘劭之《人物志》，犹衍其绪，殊足究心也。
第四节 租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301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或则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
欲明古代之田税，必先知古代之田制。《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后人疑之者：一谓三代授田，忽多忽少，则田之疆界，岂不将时时更易？劳民而无益于事。二则贡彻二法，田无公私之别，按其所收获，而取其十分之一，谓之什一则可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亦见《孟子》。说者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韩诗外传》卷四同。《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则为十一分而税其一矣，安得云什一？殊不知三代皆异民族；三代之王，皆为同族，然其所治之民，则不必同族。兴起之地，亦复不同；既非前后相承，何怪不能画一？至于什一之数，不能密合，则古人言数，率多辜较之辞，而尤好举成数。井田之法，以一区之中，公田与私田之比率论，为一与八；就一夫所治之田论，则为十一分之一；古人既辞不审谛，概以什一言之，亦无足怪。《孟子》又云“请野九一而助”，则其所行者，不得谓与“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者有异，自不得谓“其实皆什一”一语为可疑也。故孟子所言三代税法，必为当时实事也。
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有圭田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圭畦即一字。302《孟子》赵《注》云：“圭，洁也。”《王制疏》云：“圭，洁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洁白，乃与之田。”乃曲说。后世城市，求利交通，必筑于平夷之地。古代则主为守御，必筑于险峻之区，故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坎卦彖辞》。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下》。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必择险峻之地，筑城而居，而使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为事耕耘。故郑注《周官》，谓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虽未能言其所以然，然于事实初不缪也。《匠人注》云：“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莇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此说未合事情，然又引《孟子》，谓邦国亦异外内，自不误也。孟子说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亦犹行古之道耳。至所谓“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其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圭田，此即《王制》“夫圭田无征”之圭田。以其免税，《王制》郑《注》。故特言之，其田则初无以异也。又云“余夫二十五亩”，则平地零星不可井之田，与圭田之在国中者异。夏、殷之世，田制已难具详。周代国中用贡法，野用助法，必无大缪，303故《孟子》言“周人百亩而彻”，彻即什一使自赋之法，又云“虽周亦助”也。
贡与彻何别？曰：农耕之群之初为黩武之群所征服也，则取其租税以自奉而已矣，其群之事，非所问也。职是斯时之纳税者，乃为所征服者之群而非其人人。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职是故，乃有“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之恶法焉，孟子引龙子语。彻无是也。故贡与彻，取民之数同，其取之之法则大异。助彻二法，取民之数，大致相同，然助法公私田分别，吏无以肆其诛求，故龙子谓“治地莫善于助”也。及后世公私之利害，益不相容；则民有尽力于私田，而置公田于不顾者，于是有履亩而税之法。《春秋》之“初税亩”是也。此时公私田之别犹在，至阡陌开，而公私之别荡然矣。然阡陌之开，为势不容已之事，故其后履亩而税，逐渐成常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