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名着(2)

    风一样的抱怨在继续：“别说这些又笨又沉的书不好卖，现在除了莫言、贾平凹这些大家名家的书还有人翻翻瞧瞧，其他书你看看，都不大好卖。都手机时代了，手指一划，上面啥没有？谁还拿功夫看老外写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大部头。”

    摊主的抱怨里掺杂些调皮。我没有理会他那些夸张又不太符合实际的嘟囔，书们被“钱”挤兑、被“钱”冷落，是不争的事实，放眼再瞅瞅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又有什么不被“钱”挤兑？尽管现在的钱币和书都是纸做的，可是几百页纸装订在一起的书们却敌不过一张百元纸币的诱惑。诱惑的力量没法拒绝。尽管这两年在书摊上淘到品相好的心仪名著已不容易，可是，面对摊主的嘟囔，敞亮的心依然在阳光里有些隐隐收紧。抚摸地摊与书籍的阳光已经撤离出一块距离，此刻感觉到今天真的有点冷。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

    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

    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面对书橱里的这群高贵者，思想者，常萌发一丝自以为是的窃喜与高兴，毕竟是自己放出眼光淘来的，捡漏捡来的，满足着得便宜的俗心小情。更多则让我凝眉转身，伫立窗前，对着蓝色的灰色的或者雾霾的天际，发出无法抑制的低声叹息。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但是，从图书馆到书摊的经历没有任何记载和印记，唯一能够想象的线索，是这些载满了思想的高贵之书从这里离家出走，开始流浪。当然是被离家出走，被开始流浪的。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