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之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价值，倒不在于政治上，而在于文化上。西洋近世的富强，看似由于工业的发达，军备的扩张，其实真正的根源，还在科学发达上。因科学发达，所以对于天然的认识真确，而其利用天然之力，亦即随之而加强。推科学的方法而施诸人事，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就真确；应付各种问题，自然也有计划、有条理、有组织、有效率了。至于社会的风习，中西固各有所长，而现在相形见绌的，则是他们为民治的，而我们非民治的。因为是民治的，所以人人能够自动，而其思想也极自由。民气自然发扬，民力自然充实。非民治的，就适与相反了。中国的改革，始而注重于制造、军事，既而注重于政治，可说是都没搔着痒处。到这时候，才专提出这两种主义来，而中国的文化，就要焕然改观了。因为认识了科学的价值，所以肯埋头研究学问的人渐多，不再抱浅薄的应用主义。因为尊重科学的方法，所以有许多旧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因为认识了民治的价值，所以学艺要求其普及于大众，于是提倡新文学，提倡语体文；又由教育部制定注音符号颁行；近来又颁布简体字；以求工具的简易。而国家社会诸问题，亦非复少数人的专业，要用宣传方法，“大吹大擂的，抬到众人面前”[1]了。
民国以来之财政状况
一国最重要的命脉是经济，而经济的荣枯，往往表现于财政上。讲起民国以来的财政，却是很惊心动魄的。革命军兴，财政的系统，一时破坏，自然要现出艰窘的样子。经过两三年的整顿，渐渐地有些上轨道了。不意帝制运动发生，中央威信坠地，各省应解的款项，多数都被截留。中央除关盐余外，[2]乃专靠借债以自活。除前述的大借款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借款。欧战期间，则专借日本债。欧战既停，并日本债而不能得，则又专借内债。这是北京政府的情形。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借内债亦不少。现在中央政府的收入，以关、盐、烟酒、印花，统税为大宗。田赋划作地方税，和契税同为重要收入。厘金已裁，然一切苛捐杂税，各地方都是很多的；田赋的附加税亦很重。二十三年（1934），政府才下令限制田赋的附加，并令各省裁撤苛捐杂税。货币制度，当前清末年，就很紊乱的。[3]民国以来，要想整理，始终没有就绪。二十四年（1935），因美国收买白银，我国现银，源源外流，现出通货紧缩的现象。政府乃于11月间，实行管理通货，将现银集中，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纸币为法币。从此通货伸缩，较可自由；而外汇也易于管理。这或者也是经济上的一条出路。
最近之社会状况
社会的经济情形，说起来也是很心动魄的。从1929年以来，全世界的经济，都陷于恐慌。列强都高筑关税壁垒；又用倾销政策，以争夺市场，侵略后进之国。外力的如何猛进，只要看入超数目的急增，就可知道。再加以内战的频仍，天灾的侵袭，租税的苛重，盗贼的滋扰，自然要农村破产，工商折阅，民不聊生了。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社会的秩序，总是要生计宽裕，才能够维持的。直此民不聊生之时，治安自然要有岌岌可危之势。而且，一方面内地干枯，一方面少数的都市，又随着近世的文明而日益发达。于是穷困的自穷困，奢豪的自奢豪，更显出矛盾的现象。社会的组织变了，旧的道德伦理，已不足以维系人心；而新的正确的人生观，又未成立；就连精神也陷于苦闷。古人说得好：“剥极则复，贞下起元。”直此社会极端混乱之时，我们要如何拿定主意，做个中流砥柱，自立立人呢？
民众运动之勃兴
民众运动，是国民觉悟奋起的现象。虽然一时不能大有成就，甚或因此而引起纠纷，然而其势力，毕竟是不可轻视的。现代的民众运动，实以学生为前驱。对内则五四，对外则五卅，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其余民众，也都能够追随其后。其中尤有意义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国民军初平东江之后，滇桂军在后方反动，而铁路工人罢工，使其运输不灵，因此得以迅速戡定。五卅惨案起后，省港工人，又联络罢工。且组织纠察队，封锁海口。使香港百业停滞，物价腾贵，大受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得民众的助力尤多。这都是从前历史上所没有的现象啊。
产业之社会组织与改进
现代的生产，因其规模之大，分工之密，实际久已社会化了，然因劳动工具，为私人所专有，所以其组织还不能尽善。中国的新式工业，虽然幼稚，然已有开始发达的趋势。加以外人得在通商口岸设厂，劳资的问题，就更形严重。国民党是最注意于劳资的协调的，所以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在广州开全国劳动大会。十三、十四两年（1924、1925），又曾开会两次。十六年（1927）北伐进展后，各处的工会，亦都同时兴起。后来因其不能尽善，乃又加以整理。而《工会》、《工厂》及《劳资争议处理团体协约》等法，亦均制定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