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3)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退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检，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下流。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霉味儿。政治家一个比一个多疑、阴毒、残忍，士大夫的骨头一天比一天软，文学艺术作品一篇比一篇气质委靡，缺乏创造力。普通老百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在极端穷困的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富于忍耐。
（四）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中国人富于忍耐力和麻木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他们，反抗是没有用的。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犯人，除了安守狱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中国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由于统治者放弃一切地追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改革，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现了一种不能公开却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成了“道学家”、“傻子”，被社会竞争无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号喊得山响，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遵守利益原则的人却轻易成功。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融。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矩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4)
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至于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习惯，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中国人乐于从虐待他人中得一点心理补偿。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却看到了与书本记载反差极大的景象。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麻木呆滞。这些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三十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或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人所公认的旗手鲁迅在1925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5)
毛泽东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最决绝的斗士。与其说毛泽东一生的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为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更为恰当。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在四个伟大中，他只喜欢“伟大导师”这一称号。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该从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通过揭发批斗等手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在他死后被发现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中出现了有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反应迟钝、精神麻木……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的外表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宣布完成“现代化”，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1911年以前清醒多少。到现在，装了抽水马桶的中国公厕还是臭味冲天，出了国的中国人还是随地吐痰，被外国警察抓住罚款。一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中世纪：
据2002年8月31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10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9月2日，湖南浏阳一16岁少年在网吧被5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只能说比鲁迅当年是更加恶化了。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自我放弃、妄自菲薄经常出现在流行的话语中，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6)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分明。
韩国人曾截取了一脉上游黄河，注入鸭绿江。由于水短流直，地处偏僻，鸭绿江大部分水身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接触久了，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简单、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一）
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
传说因为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这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国家。
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朝鲜也因为自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而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个文明国家，自称为“小中华”。
英祖至行王李礽的画像。朝鲜国王的衣冠样式和明朝皇帝极为相似，只是颜色不同。
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宫廷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承平之日，大臣们也全神贯注于窝里斗，“东人”、“西人”、“老论”、“少论”掐得你死我活。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权威、官本位。在经济起飞前，韩国人的脏乱差比中国还甚。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