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很多人反对的并不是变革本身。在权力斗争中，具体的主张是并不太重要的。如果他认定你是想要搞破坏，无论你说要变法还是守旧，在他眼里都没本质区别，那都不过是你在权力博弈中所使用的说辞，以掩盖你的真实意图罢了。与此同时，所谓“政治派别”本身也不是以政治主张来划分的，内部往往容纳极为庞杂的各色人等，即便观念根本不同都不妨碍他们为了权力斗争而结合起来。
这是传统政治在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型时常能见到的现象。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嘲讽说，在哥伦比亚，“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也就是说，不同党派其实极为相似，但仍然斗得不可开交，只是因为他们那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是谁能上台。这也不仅是在上层政治中如此，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代，由于蒸汽机取代工人而导致许多人失业，英国卢德分子大范围捣毁纺织机械，但其实，“他们只为保住饭碗，绝无反对技术进步之意” 。
以慈禧为首的晚清守旧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与其说他们是从意识形态理念上反对变法维新，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害怕变法损害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如《剑桥中国史》中所说的，在戊戌变法中，“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政治上的创新活动。” 也就是说，慈禧可以接受维新，但对她来说关键的是，这个维新不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满清王朝的统治。因而三年后他们自己推行新政、未必危及自身权位时，原先对维新的那些阻碍忽然之间都消失不见了。当然长远来说，新政引发的后果对清王朝而言几乎是“毁灭性”或“自杀性”的，但对于错过了时机的慈禧来说，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与其等着人来革自己的命，不如自己主动发起革命。
以人为中心的权力政治
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中国政治仍未现代化，人们的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影响。事实上直至民国初年，很多政治乱象的症结仍然是“一切为个人私利，所有结合都是出于个人的关系利害” ，因而造成很多人的失望。1913年梁启超撰文《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说到传统的“朋党”特征有五，第一条即是“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之中心”，而现代的政团是有主义的。梁氏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说：“政治团体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义，谓此主义确有裨于国利民福而欲实行之也，而凡反对此主义之政治，则排斥之也。故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友也敌也，皆非徇个人之感情，而惟以主义相竞胜。”
王汎森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尤其是1920年代之后“主义时代”的降临，到此时中国人才开始突出“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理念，强调对主义的坚守，而不像传统政治那样斤斤于个人利害（personal）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就曾反复批评中国文化最大的病症之一就是无法摆脱个人利害的网络，使得人们行事没有真正的信念与原则——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这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可以非常灵活，因为只要对个人有利，他可以随时从“守旧”摇身一变而为“维新”甚至“革命”；也正因此，中国传统时代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为了不可妥协的理念而爆发的宗教战争。
《中国的宗教》-马克斯·韦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的宗教》-马克斯·韦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将前现代中国的很多改革中的人物划分为“改革”与“守旧”两派的观点是时代错置的，是我们将现代观念投射到历史中所产生的结果。历史学家黄永年在其论文《所谓“永贞革新”》中曾说到，唐代历次内部斗争（哪怕是牛李党争）本质上都不是施政理念、政策措施甚至社会集团的差异，而是一种人事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这些集团都得找一个皇帝或皇子为集团的核心，而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士族、庶族来区分。而且在政策上各集团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施点仁政之类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般来讲无论哪个集团得势登上政治舞台总得多少做一点。”
在戊戌变法的时代也还是如此。翁同龢虽然原本倾向维新派，但却未必是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自己和康有为一样对公羊学感兴趣 ，当其门人、军机处章京陈炽在《庸书》中主张中国改行君主立宪时，翁同龢无法接受，并强调“西法不可不讲，但中法尤不可忘”。甚至在维新派核心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中，彼此理念也相去甚远。林少阳在《鼎革以文》一书中指出，历史论述中对很多人的“定性”无法说明当事人的复杂性，“后来被追认为‘改良派’的谭嗣同，就其思想理路而言，无疑应该是革命派，但是一般来说他却被归类为改良派。实际上，从其个人的任侠气质、学术等观之，谭嗣同是典型的革命者，李泽厚先生甚至视其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不无道理。”
实际上，袁世凯称帝时也一样。长久以来，袁世凯所获得的支持多来自其个人追随者，彼此之间是靠个人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袁世凯练兵时就亲自给将士发饷，注重灌输向他个人效忠，他的部下除了他谁都指挥不了，而可以跟任何人开战，不管他的对手是谁都一样。这在派系斗争中有用，但正如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指出的，他的这些支持者即便在其称帝期间都未必支持君主制，“他们中许多人在袁世凯称帝时支持他，只是因为袁想称帝，而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帝制。有一小部分人在袁世凯身上投资是因为他们各有私心，而其他一些人甚至就是对袁世凯本人有信心，无论袁去哪里都愿意跟随他。”
当时所谓的“集团”并不是像现代政党那样有着明确政治纲领的群体，人们之间的联结也不纯然是以政治理念为纽带，而往往与亲属、师生、门徒、同乡、同僚之类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这是传统政治转向时无法摆脱的状况，日本近代的首届政党内阁仅维持了四个月就崩塌了，因为各政党内部存在诸多政策分歧，它们并非在一个伟大政治理念下集结的团体，而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藩阀。确实，即便是在现代政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往往也不是仅靠理念内在的共通性就可以维持的，但中国传统政治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钱穆一生都在主张中西之分，认为“人中心”与“事中心”是中西史学最大差异，他反复强调“人”才是历史的发动者，“人”才是世运兴衰的关键，没有“人”便没有“事”，而非没有“事”便没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