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钱穆所说的“人”是“人本”，而传统中国政治中的“人”其实是“人事”，但他的观点确实更贴近中国传统的论调。晚清时翁同龢有一次和慈禧太后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认为任法不如任人，理由是：法律就算再完备，但如果没有贤臣良吏，这样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法备不如任人”。这番见解给慈禧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他加以擢拔任用 。中国传统的史论注重的往往也是“人”而非“事”，仿佛某一改革的成败，往往只是因为用人是否得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李鸿章在北京会见伊藤博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便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写照。
在这种视角之下，历史上的变革就不是两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而变成了所谓“君子”与“小人”之争。不要以为这样的时代已经远去，实际上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潜意识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种理念”，倒不如说是“一群人”。社会学家郭于华曾说过，中国在好多议题上没必要分左派和右派，要分也只能分好派和坏派。这也许是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但历史也已告诉我们：“制度”还是比“人”要更能提供稳定、可预期、有保障的条件，就像任何一家麦当劳餐馆的汉堡质量都差不多，而不会像很多中餐馆那样，换了个厨师后立刻连口味都不一样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逐步的“非人格化”，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摆脱个人利害的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