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激昂的观点时，我们常常会对其根源感到恐惧。将广告和媒体批为“洗脑”，我认为对它的恐惧与对激活洗脑本身的恐惧本质上一样：害怕失去控制乃至个人身份。第1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乔治·奥威尔是如何描绘这种恐惧的了。20世纪另一部悄悄潜人人们内心的著名小说给广告批评家的这种恐惧起了一个名字，那就是《美丽新世界》。
与《1984》相似，1932年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在小说中描绘的反面乌托邦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但其极权主义的本质并不像奥威尔描绘的那么直接，恰恰相反，它是伪装在自由选择之下的极权主义。《1984》中居民的需求遭到了压制或疏导，在《美丽新世界》中居民的需求却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像天堂的天使一样，别无所求。他们可以选择何时服用“体细胞”类药片，一种完美的幸福药片，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朋友和活动。但他们的未来，以及社会地位都是在出生之前就由基因决定好了的。他们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做事，甚至大部分人连想象做其他事的能力都丧失了。
如果有一个机构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那么我们便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奴隶——这种想法反映了之所以非邪教成员惧怕邪教的一个原因。如第2章所述，邪教领导人对其追随者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个人加人邪教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那里找到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同样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使人接近赫胥黎小说中平静的“躯体世界”）也可见于对广告的批评。赫胥黎在前言中写道：“真正有效的极权主义国家应该由行政集权政治领袖及管理群掌控着一群奴隶，而这些奴隶们都不需要强制，因为他们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在当今极权主义国家中，使民众安于奴役是其任务所在，这个任务被分配到了各个职能部门：政治宣传、报纸编辑和学校教师。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粗糙而不科学。”
这就是由对洗脑的指控直接引发的对媒体的防备。我们正生活在或能够立刻生活在躯体世界之中吗？我们是否会仿效遭到同时代讽刺诗人朱文诺蔑视的罗马市民，放弃权力去追随任何能够让我吃面包和看马戏的人？我们所有的需求（或足以使我们顺服的需求）都能通过幸福药剂得以满足吗？如果不能直接得到满足，我们的需求是否可以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消费行为？信息真的能够控制，甚至将我们洗脑为仅仅追逐某种特定欲望（想要一辆新车，或是最新款时装，等等）并忘记其他需求（长期思考和精神上的自治）吗？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彻底获得自由或是完全被奴役吗？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这种恐惧并不新鲜。在19世纪末就见诸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一书。书中描绘了美丽淳朴的埃洛伊人，他们是遥远的人类后代，居住在一个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天堂。威尔斯笔下的主人公乘坐时间机器到了未来（这为威尔斯的小说提供了标题），主人公惊恐地发现这种天堂般的生活是致命的：莫洛克族捕获埃洛伊人并以此为食物，莫洛克族也是人类后代，但是更低层的物种。这种让人恶心的感觉也可以在威尔斯之前大约10年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中有所体会，那是一段查拉图斯特拉著名的关于人类宗族未来的描述：
我将为你们展示终极的人。
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球是什么？终极之人眨着眼睛如此地问。
地球已经变小了，而终极之人跳到了它的上面，他使得每样东西都变小。他这个种族就像跳蚤一样无法被消灭：终极之人是活得最久的。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
厌恶与怀疑被他们视为罪恶。他们偶尔会使用一点点毒药：那会制造出欢乐的梦境。而到了最后，他们会用大量的毒药来换取欢乐的死亡。
他们仍然工作，因为工作就是娱乐。但是他们会小心地娱乐而不至于精疲力尽。
……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9—10页
关于对躯体世界的恐惧的第二点，是它聚焦于自由。像尼采作品中终极之人一样，躯体世界的人们都获得了幸福。目前我们不断地被灌输，幸福是我们都应该去追逐的崇高目标，那么那些反面乌托邦者为什么让人恶心呢？为什么当弥尔顿作品中的撒旦声称“服役天堂还不如去统治地狱”时，我们会对其表示同情？即便现代权威如何劝说，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将自由置于幸福之上。“生命、自由和荣耀”“自由、平等、博爱”“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作为英国、法国，还有美国革命分子们的战斗口号，这三个伟大的信条塑造了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其中自由是核心。埃里奇·弗洛姆在《惧怕自由》中指出：我们像渴望自由一样地惧怕自由（获得自由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是伤痛），但这种矛盾的态度并不会减损人类给自由赋予的重要性。
对于躯体世界的恐惧在当今现实世界中能找到什么依据吗？我们是不是正在一步步接近《美丽新世界》中那种令人惊骇的极权主义呢？在第1章中，我探讨了罗伯特·利夫顿所划分出的八个主题一环境控制、神秘操纵、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条至上、决定存亡——这些都是能够在极权环境下找到的特质（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