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邪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通常有一个领导者和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所处的地位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新手、能手、领导者面前的红人，等等）。领导者和追随者为组织带来了不同的需要，也从组织得到了不同的满足。用心理学的话来说，领导者提出自己拥有神授的能力，而追随者则依赖于领导者。他们被一个共同的“认知图景”捆绑在一起：一个思想、信仰、态度和感受的集合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具体探讨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但不管如何任意定义，仍有一些心理机制是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的。也有一些对许多邪教都十分普遍的机制。我们需要考虑邪教组织在成员间实施思想统一时所运用的技巧，然后将其与洗脑中运用的极权主义技巧进行比较。
组织内与组织外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拉迪亚德·吉卜林，《东西方民谣》
从我们最低级的知觉过程到治疗他人，将事物分类是人类大脑最基础的活动。如同许多视觉幻象所显示的，偶尔巧合或空间迫近即已足够。如果在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同时听到了声音，除非事先知道，我们通常会假定此声音是该事物发出的。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在集合、分类中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概念范畴。我们以此加快了理解世界的速度。如果我能够将一个新鲜事物判断为“猫类”范畴，我会立刻反应出这个新事物的所有储存信息（“食肉动物”“可能喜欢乱抓”“不会舒服地待在我的厨房里”）而不用重新思索。这使我省下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绝对是一个生存优势。
打开任何一本流行的神经科学书籍，你可能都会找出吹捧人类大脑极其复杂的语句。这种复杂性使人类置身于他人必须应对的复杂事物之中。如果不想在社会交往中癒癒碰碰，那么我们就需要捷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些启示，我们会看到广告人是如何赚到我们的钱的。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分类是我们所寻求的一种策略。如果我把一个人定义为一个组织的成员，那么该组织的相关信息就会使得我对这个人的反应沾染上该组织的相关特点。
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没有概念界限、没有可能反例的概念，其传播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可能”这个词至关重要，因为实际的反例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可以把你定义为“需要排泄之人”组织中的一员，尽管我知道事实上这个组织没有反例：每一个人都需要排泄。“需要排泄之人”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轻易地（即无须将自己捆绑于相应逻辑）想象出一个不排泄的人：电影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人。对组织来说也一样，定义一个组织一我们一就暗示着可能性，以及通常实际存在的组织外一他们。这种定义组织内（我们）和组织外（他们）的倾向（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歧视的核心所在）对我们来说再寻常不过了，他们会根据极具欺骗性的标准将人分为“内”“外”两种：不仅仅根据性别、年龄、外貌或信仰，更有甚者居然还会依据心理实验室中实验者的任意指派。
一般而言，自然组织（那些不是出于研究原因而建立的，如社会心理学组织）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吸引。这种吸引并不仅仅局限于浪漫或性：我们喜欢和“能够给我们提供回报”及“在基础层面比如：信仰、兴趣、个人背景，以及价值观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交往。我们也往往对在地理或功能上（例如：网络世界）与我们邻近的人（或物）产生吸引力：我们反复地遇到他们，似乎增加了对他们的好感。从事社会交往的人会把他们的体态动作、声音和面部表情同步化，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这就导致他们行为和情绪的聚合，一个被称为“情绪感染”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等在《情绪感染》一书中提出的。感染可以增加感知相似度，从而提高相互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可望在邪教中发现成员之间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与兴趣，还有共同的背景与基本价值观。我们也可望发现，作为一个邪教成员，该成员会认为那是值得的，可以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需要。对邪教深人的分析（比如艾琳·巴克的《文鲜明教会的创生》）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不管组织是否是自然形成的，它都会对思想和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在权衡他们作为成员的投人和所得时，人们的依据通常是成本效益比。这会促使他们为了加入或逃离某一组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会影响组织成员身份的评估：难以加入的组织会唤起更多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组织有如此可怕的人会仪式的原因）。一旦成为组织成员，他们就会持续受到组织规范和组织角色的影响。就像帕克斯和桑娜在《团体业绩和交往》中所指出的，“规范告诉我们何种行为是否被其他成员接受”。例如：尽管没有明令禁止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生*行为，但每个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组织成员都被给予了特定的角色，比如规定他们成为一名慈善机构的出纳员。规范和角色都起到了之前提到的启发功能：他们加速并抚平了组织间的关系，使组织更加有效，身处其中更加舒适。
每个人都是众多不同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不同体现在成员所占有的认知图景的数量：即他们对于每位成员的重要性。同一个业余足球队的不同成员，看待成员身份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长期怀有抱负的运动员和只想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的同事，两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同样，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也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成员身份。我弟媳可能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会计师”和“一名伯明翰市民”，但与后者相比，前者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她的身份。与其他日常组织相比，邪教占据了成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显得很突出，甚至接管了成员的认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