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者编织着梦想，
一个教派的天堂。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海伯利安的陨落》
每个邪教都是独特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尽管世界上主要宗教都起源于邪教的说法值得商榷，但绝大多数都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已经失去了其多数邪教特征。但是，就像上述两个案例显示的一样，有一些现象是共同出现在邪教和宗教之中的（至少是在早期）。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严格的分化；反对当下权威；随着新运动的展开，偏执地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形象；罗伯特·利夫顿提到的过分简单化、二元论思想（善与恶，信徒与异教徒，被拯救与被诅咒）；易于产生乌托邦的想法。最后，邪教与宗教及其他组织的不同在于他们自我毁灭的频度和强度。
领导者和追随者
和曼森一样，琼斯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遭受过迫害，并拥有一个苦难的背景——即穷困潦倒的经历、破碎的家庭环境、遭受歧视，以及遭受其他社会不公。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领导人都开始在精神疾病的边缘摇摆。邪教通常主张紧张、孤立和偏执的环境，被药物、性，以及强大的社会力量所驱动。随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一步步脱离现实，他们在邪教世界（其中领导者就是上帝并且一切都很好）和外部世界（其中领导者是无名小卒并且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差异中不断承受着压力。邪教的追随者通常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神圣的，或至少也是受托于至高权威（上帝、命运、历史的力量，或符合他们特定世界观的任何虚无概念）来改造世界的。
另外一个与邪教相关的因素是生理或心理年龄。多数追随者容易在十几岁或二十岁多岁，还处于未成年的时期（还没有完全安于自身现状，寻求邪教可以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就加人邪教。他们经常被认为是迷失了自我，甚至连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满足自己的需求了。此外，对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主流社会的年长成员来说，他们的这些需求令人尴尬：正如琼斯镇大屠杀所显示的那样，许多邪教追随者都是空想家，虔诚而强烈地寻求精神启蒙，不仅如此他们还寻找机会帮助其他人。邪教不仅是一条获得救赎的道路，而且还在这冷嘲热讽且充满敌意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善意的机会。不同于主流宗教，邪教带有与生俱来的反对权威的快感。当代的邪教还在其他两个方面区别于主流宗教。第一，邪教趋于年轻化，强调创新能力和激进主义。尽管邪教吸引年轻人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典型的邪教领导花衣魔笛手（起源于中世纪的传说），但这可能一方面与年轻成员占绝大多数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迷恋年轻化有关。第二，邪教通常更加严格地控制信息。“尽管宗教对于加入其中的人意味着自由，知情同意，但仅仅是他们加入之时才是自由的，一旦加人后却没有知情权，而一旦有了知情权，就不再拥有自由了。”
叛逆与偏执
邪教通常抵制既定学习和权威（比如：曼森从科学论转变到撒旦崇拜主义；琼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拒绝和强烈的情感有关（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将其描述为恋母情结，这是把自身定义为独立个体过程的一部分），邪教成员通常认为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外部世界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并会作出反击。这就产生了极具内敛力的偏执感，在很多情况下（就像琼斯镇惨案），这至少有据可依。比如，不管是否是合法成年人，邪教成员家庭通常都会不遗余力地拯救“误人歧途”的后代。20世纪70年代，对被诱拐的邪教成员进行反洗脑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健康产业，然而这还是遭到了相关人士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反洗脑过程比邪教本身的行为更像洗脑。
简易和纯洁
邪教成员喜欢把邪教以外的一切事物妖魔化，并以此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甚至必要化。他们的灾变社会观就是把社会看作邪恶和腐败，一个在未来梦想实现之前必须毁灭的世界。琼斯的追随者担忧一切事物，从克隆到绝育再到精神外科；他们相信，这些在法西斯种族主义者手中都是潜在的武器，都能够很快压倒美国。这个将要被毁灭的世界包括所有不接受他们信仰的人——对于邪教来说，这些人都是亵渎神灵的。就这样，在1972年，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对另外一家怀有敌意的报社文章作出了“报应总会降临到那些鲁莽地跨越圣殿的人身上”的回应。相比之下，邪教成员则是被拯救的民众，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成员身份，他们就是圣洁的。讽刺作家汤姆·莱勒是谱写抗议歌曲的民歌手，很好地捕捉了这一自鸣得意的态度：
我们是民歌军，
人人都很迁就。
我们痛恨贫穷、战争和不公，
不像你们那样守旧。
莱勒，“民歌军”，《未来思维》
和宗教一样，邪教一般都怀抱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信条，与上帝选民们可以得到的辉煌未来相比，当下的黑暗微不足道。同许多抽象思想一样，邪教的愿景不仅模棱两可，而且无法验证；当然，除非邪教设定一个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换句话说，乌托邦式的想法使虚无思想更加虚无缥渺，也因此更加危险。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除了提出控制当前，以及通过宣称只有未来才能够展现其优势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避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