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她说。“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光，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请您原谅。……唉，您再也不会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预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扬起眉毛，噙着泪水的眼睛发亮，整个脸上好象添了光彩似的，忽然显现出我很久没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地说，向我伸出两只手。
“珍贵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轻视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请您答应我的要求！”
“什么事？”
“请您把我的钱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什么呀！我干吗要拿你的钱呢？”
“您到什么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
您肯收下那笔钱吗？肯吗？亲爱的，肯吗？”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说。“谢谢你。”
她背转身去，低下头。大概我拒绝她的那种口吻使得有关钱的问题没法再谈下去了。
“你回家去睡吧，”我说。“我们明天再见面。”
“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是您的朋友？”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这么说。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象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过去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六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转变我目前的心境是徒劳无益，而且也非我力所能及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表面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意识到的），那么，我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愿办事。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他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象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从前，我绝不能象现在这样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而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冷漠地想着明天的夜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平淡，后天也一样。……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隐隐作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冷漠的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三品文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那种天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把名人享有的特殊地位估计过高。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发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铁路上工作人员的粗鲁啦，身份证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特殊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不孑然一身，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象骗了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