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在我身上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发起痒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嗓门喊叫：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残余岁月，老是象蚊子似的螫我的脑筋。碰到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坐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向门口跑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的。
【注释】
①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俄国将军。
②彼罗夫（１８３３—１８８２），俄国画家。
③巴蒂（１８４３—１９１９），意大利歌剧演员，曾数次在俄国演出。
④海枯巴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孩子，本人也被俘，最后死去，在古典文学中，她成为极端悲痛和绝望的象征。
⑤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我待一会儿就走，待一会儿就走！您坐下，collega①！”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自己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里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部，摸摸彼此的钮扣，仿佛我们在互相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
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朝着我的文稿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摸对方的衣扣，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辞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会着凉的，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忽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的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象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用大学生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我“卡妆他们，或者把他们“刷了下来”。凡是因为没有才能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唆。凡是找我罗唆、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多血质的、性情活跃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歌剧。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卡妆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差错，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你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志向。”
那个多血质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从我这方面来说，至少也让人觉得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得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低沉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卡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