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意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后来她想必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是从雅尔塔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的。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塔去，结尾是这样写的：“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她先是向我声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熬不住要乱花钱，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想死，接着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接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遇的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半俄里。④她租了一套有五个房间的住所，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表现了她固有的口味。
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上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上了不鲜明的、暗淡的或者不透光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那种画片惹人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是新奇的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丝毫也没价值的摆设，形状不规则的布片代替了帷幔。
……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色彩，害怕对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长沙发上，沉默着，身上围着披肩，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长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漂亮而朴素，可是很马虎，显然，她往往整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里，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人走动。这是丽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果尔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餐具玎玸熛臁*“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厉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他们可真行，没说的！”
她猛一下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发夹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妈！”丽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怎么说，这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扎都恨卡嘉。这种憎恨我可不理解，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理解。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上课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和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抱着这样的恶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品德高尚，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恶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认为这只是由于女人落后的缘故。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丰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的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撮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背心，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方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鼓眼睛，领结象龙虾的腹部，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周身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他在某处替某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