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三天，回到格斯韦斯岛，岛上什么也没变。
打字机和稿纸还静静地摆在桌子上，和我离开时一样，最底下的一张稿纸上写着“奇怪”，还写着一行被我划掉的字。我将这张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我坐下来，开始写我的报告。打字键开始上下翻飞，敲击着，不时发出叮的一声提醒我换行，稿纸上开始出现了“飞机失事”，“爆炸”，“巴里·贝辛格”，“悲痛欲绝的父母”，“伤情危重”，“康复出院”，“重返战场”……我将这些事件串连在了一起，写进我的报告里，同时也渐渐填补起了杰森·贝辛格档案里那些空白的部分。
只有一点，杰森·贝辛格为什么自杀？
我该引用医生的话么？
那听上去无疑是个很不错的结论。
打字间隙，我望着帐篷空荡荡的另一边，想象杰森·贝辛格正坐在那里。他脸上裹着绷带，或者没裹绷带，有时他的脸完好无损，但我不知道他究竟长什么样。总之他坐在那里，将一把猎枪撑在地面和脑门之间，他低着头，脚趾缓缓移向扳机扣，然后——嘣！
我沿着格斯韦斯岛的海滩散步，慢慢走到了他们的机场。
停机坪上停着几架B-24型轰炸机，探照灯没开，机头的整流罩反射着夜空星辰的光。四下无人，我沿着围绕停机坪一圈的矮墙走着。
“你就是那个调查员？”
忽然有一个声音这么说。
我立即抬起头张望，却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别停下！继续走，别向四周看，别让人察觉你在跟人说话。”那声音道。
我稍斜过眼，发现跟我说话的那人，在墙的另一边走着，与我平行，围墙并不很高，我隐约能看见他脑袋顶上的一小撮头发。
“你是谁？”我脚步不停，保持原速。
“你就是那个调查员？”他又重复问了一遍。
“没错，是我。”我说，“你是谁？”
“我、我恐怕不能告诉你。”
我们离得很近，都紧挨着墙根下走，只是看不到彼此，我努力抑制着一跃而起翻过墙头的冲动。
过了几秒，他确定安然无虑了，便说：“你还在调查那件案子吗？”
“哪件案子？”
“就是贝辛格中士的那件案子。”
我犹豫了一下。
“是的，我还在调查。”我说。
“啊，那太好了。”他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吟了一声。
突然什么东西像一只鸽子一样从墙那边飞了过来，哗啦一声，掉落在我脚边，停止动弹。我一看，好像是本书，或者笔记本。
“嘿！”我叫了一声，跳起来攀上墙头。
但墙的另一边，那个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该死，那混蛋逃了。”我咒骂着，却完全搞不清这是什么情况。于是我只好再从墙上爬下来，走上前，捡起那个被扔过来的东西，掸去上面沾的泥水。
那确实是一本破旧的笔记本。
飞行日记
五英寸长，三英寸宽，一英寸厚，浅黄的皮革封面，刚刚好可以托在手掌心上，放进口袋里，这就是这本笔记本的全部外观。
随手一翻，你就能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它是一本日记，每一段的开头都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写着时间，天气，甚至有的还有风向和湿度。
我满心期待这是杰森·贝辛格的日记，然而这本日记属于一个叫阿特·托德的士兵。翻开第一页，你就能看到他的名字：
假如你捡到这本本子，请将它还给第四飞行大队的阿特·托德，如果阿特·托德不幸牺牲了，请你把它寄给如下这个地址：美国阿肯色州……苏珊·亚历桑德拉·托德夫人收。谢谢。——阿特·托德，1943年1月。
第一篇日记写于当年的1月31日，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27日，也就是不久以前，很明显，这是阿特·托德的参军和战地日记，但再往后翻，本子差不多还剩下三分之一的厚度尚未填满。
也就是说，直到最近，阿特·托德才停止了写日记。
它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出现在我面前的，很快，我就发现了这本本子和杰森·贝辛格之间的关联。
日记的前半部分，阿特都在讲述他的入伍历程、测验、基础训练，他好像年纪很轻，刚刚达到参军的年龄，就迫不及待报名了。他写他有多么兴奋，要到异国他乡的天空与敌人作战，他还写他结识新朋友，并且非常想念家人。
他的文采很好，观察也细致生动。
我坐在一盏孤灯下，一页一页阅读他的记录，恍若亲身经历一般，他通过了一层一层的考核，最终被编入了机组，来到了这座格斯韦斯岛，他为此感到自豪，并在那一页记下了同机组的九个人员的名字，有机械师、通讯员、投弹手、机枪手、领航员、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