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拉耶甫斯基相识以后，从头一个月起就看透他了，”他接着对助祭说。“我们是同时到达此地的。象他那样的人总很喜欢友谊啦，亲近啦，团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老是需要有同伴陪他们玩文特，喝酒，吃饭，况且，他们喜欢闲谈，那就需要有人听他们讲话。我们交成朋友了，那就是说，他每天逛荡到我这儿来，妨碍我工作，毫无顾忌地讲他情妇的事。从一开头，他那不同寻常的谎话就使我暗暗吃惊，简直惹得我要呕。我以朋友的身份责备他，说他何苦喝这么多的酒，为什么生活得入不敷出，欠下了债，为什么一点事也不做，什么书也不看，为什么这么缺乏修养，知道得这么少。他回答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却苦笑着，叹口气，说，‘我是个失意的人，多余的人隘，或者说，‘您要我们这些农奴制的残余怎么样呢？’或者说，‘我们退化了……’要不然，他就废话连篇，讲起奥涅金啦，毕巧林啦，拜伦的该隐啦，巴扎罗夫①啦。他讲到他们，总是说：‘他们就是我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父亲’。这就是说，你们得明白，政府的公文一连好几个星期丢在那儿不拆封并不是他的过错，他自己喝酒而且叫别人喝酒也不是他的过错，该对这类事负责的倒是奥涅金、毕巧林以及写过失意的人和多余的人的屠格涅夫。您看，他极度放荡和荒唐的原因并不在他本身，却在他外面的什么地方。
再者，多么巧妙的想法！原来放荡、虚伪、肮脏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和神经质的农奴制子孙’，‘我们受了文明的害’……一句话，我们得明白，象拉耶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就是在堕落当中也还是伟大的。他的放荡、缺乏教养、卑鄙龌龊，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由于不可避免而变得神圣了，其中的原因是带有世界性和自发性的，为此，在拉耶甫斯基面前应当点上长明灯，因为他是时代、潮流、遗传等等的不幸的牺牲品。所有的文官和太太听他讲话，都止不住赞叹，可是我很久都弄不明白，跟我打交道的这个人究竟是个愤世嫉俗者呢，还是个灵巧的骗子。象他这种表面上是个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一知半解、竭力吹嘘自己高雅的人，是善于装得性格异常复杂的。”
“闭嘴！”萨莫依连科说，冒火了。“我不容许在我面前把一个极高尚的人说得这么坏！”
“你别打岔，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冯·柯连冷静地说。
“我就要说完了。拉耶甫斯基是相当简单的有机体。他精神的骨架是这样：早晨，是便鞋、洗澡、咖啡，这以后直到午饭前，是便鞋、散步、谈话，下午两点钟，是便鞋、午饭、酒，五点钟，是洗澡、茶、酒，然后玩文特、说谎，十点钟，是晚饭、酒，午夜以后，是睡眠、la femme②。他的生活就包含在这个狭窄的框架里，好比鸡蛋包在蛋壳里。他走路也好，坐着也好，生气也好，写字也好，高兴也好，全都可以归结到酒、纸牌、便鞋、女人上。女人在他的生活里占决定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地位。他自己说过，他十三岁堕入情网，刚做一年级大学生就跟一位太太私通，那女人对他有过良好的影响，他在她那儿受到音乐教育。他读到大学二年级，花钱从妓院里赎出一个妓女，把她的地位提得跟他一般高，也就是说，叫她做他的情妇，可是她跟他同居了半年，就跑回鸨母那儿去了，这件事使他精神上受到不少痛苦。唉，他痛苦极了，只好离开大学，在家里住了两年，什么工作也没做。可是，这反而更好。在家里，他勾搭上一个寡妇，她劝他脱离法律系，转到语文系。他照这样做了。他毕业以后，热烈地爱上了现在这个……该怎么说呢？……有夫之妇，不得不跟她一同跑到高加索来，据说是为了理想才这样做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又会不再爱她，跑回彼得堡，而且那也是为了理想。”
“可你怎么知道的？”萨莫依连科嘟哝说，气愤地瞧着动物学家。“你还是吃饭的好。”
这时候端上来炖鲻鱼加波兰酱汁。萨莫依连科给两个搭伙的客人每人一整条鲻鱼，亲自给他们倒上波兰酱汁。他们在沉默中过了两分钟。
“女人在每个男人的生活里都占重大的地位，”助祭说。
“这是没法可想的。”
“不错，可是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女人是母亲，姐妹，妻子，朋友；然而对拉耶甫斯基来说，女人成了一切，同时又仅仅是情妇。女人，也就是说跟女人姘居，成了他生活的幸福和目标；他快活，忧愁，烦闷，幻灭，那都是由于女人；生活使他厌烦，那也得怪女人不对。新生活的曙光亮起来，理想出现了，那就又要找女人。……作品也好，图画也好，其中必得有女人才能使他满意。我们这个时代，依他看来，其所以不好，比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差，也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在恋爱的缠绵和情欲里沉湎到忘我的地步罢了。在这些好色之徒的脑子里，多半有着近似肉瘤的赘生物，它压住脑子，指挥他们的全部心理活动。每逢拉耶甫斯基在一个社交场合坐着，你们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要是有人在他面前提出一般的问题，例如细胞或者本能问题，他就坐在一旁，闷声不响，也不听人家说话。他显得没精打采，失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觉得一切都庸俗，无聊；不过，只要你们谈到公的和母的，例如谈到雌蜘蛛在受精以后总是把雄蜘蛛吃掉，他的眼睛就会由于好奇心而发亮，他的脸色就会开朗，一句话，他活了。所有他的思想，不管多么高尚，多么崇高，多么冷静，永远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会合点。你跟他一块儿在街上走，比方说，遇见一头驴。……他就会问：‘劳驾，请您说说看，要是让一头母驴同一头骆驼交配，那会怎么样？’还有那些梦！他跟您讲过他那些梦吗？真是精采！一忽儿他梦见跟月亮结婚，一忽儿又梦见被警察叫去，要他跟一把六弦琴结婚。……”助祭扬声大笑。萨莫依连科皱起眉头，生气地虎着脸，免得笑出来，可是到底忍不住，也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