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走亲戚，带小外甥去小店买花炮。回来路上听见有人喊他名字，我正要回头，却听小外甥压低声音说：“快走。”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一溜烟跑回家了。我转过头，看见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愣愣地站在远处，无所适从的样子。
回到亲戚家，小外甥说那个孩子是他同学，不过大家都不跟那个孩子玩。那个孩子有时撵着跟人家玩，有时候又会莫名其妙地骂人，甚至动手，下手还特别重，有次把一个男生的耳朵都打出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小外甥的爸爸——我的表弟说，可能是没人管，那孩子的妈妈几年前跟人“跑了”，他爸在外面打工，不怎么回来，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
父子俩的话帮我拼凑出这个孩子的处境：他打小没有父母照顾，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他既孤單又暴躁，想靠近同学，又无法采取正确的方式，才弄成这个局面。
我力劝小外甥对他好一点，还想买个礼物让小外甥送给他，小外甥统统不以为然。我想这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就给他们老师写了一封信，放在小外甥书包里，让他开学时交给老师。
我不知道最后这封信会不会交到老师手里，也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觉得我多管闲事？或者轻蔑地一笑，丢到一旁？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不这么做，我心里总是不安。
倒不是我天性善良，更多的是不安全感使然。这种不安全感包括两方面，一是我担心将来会在社会新闻里看到这个孩子。
这些年看新闻里的恶性事件，很多作案者都有被伤害的童年——有人拒绝倾听他们的故事。倾听并不意味着原谅，只是让人思考，有没有可能事先防范。如若他们都能够被命运公正对待，有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我一直害怕不公正引起的敌意。“用爱发电”是个笑话，但是不公正会使人与人之间缺乏体谅，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加紧张，整个社会充斥着戾气，即便人们丰衣足食，也不能免于恐惧。
《红楼梦》里薛宝钗就深谙这一点。探春把土地承包给那些“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人，这样能够提升效率，让土地最大化地实现价值。但是，有获利的人，就有吃亏的人，宝钗敏锐地指出：对于没有分到土地的人，这是不公正的。
首先，都是大观园的建设者，“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一言以蔽之，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红利。
其次，假如你仗着某些先天优势，“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那么，对不起，谁也不是没有杀伤力的，“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地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
看宝钗这两段话，不得不服，这是充满智慧的洞察幽微，也是具有政治意识的大格局——顺带说一句，批评林妹妹不够贤良淑德，固然是跟玫瑰花苛求白菜的重量，说宝姐姐没有少女心、真性情，是否同样也是削足适履，要把全世界装进自己那一副模板里呢？
总之，在探春发动的“土改”现场，宝钗点明了其间的不公正，也告知不公正会带来危险——谁也别想做个若无其事的既得利益者，否则就是惹火烧身。
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不安全感，还有更深层面的，是我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自己。我们即使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也有可能输在终点线前。在这个阶层不断翻滚的社会，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
就像刘姥姥来荣国府打秋风，少见多怪，丑态百出，被黛玉、妙玉等人鄙视。然而，刘姥姥家从前是阔过的，贾家以后也会败落。刘姥姥身上有着贾府诸位的未来，只是当时他们看不见而已。
我们常常以不知为知之，像林黛玉跟贾宝玉说：“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宝钗则深知明天不可知，因此暗中照顾邢夫人的侄女、贾家的穷亲戚邢岫烟。与其说是她心地善良，不如说她是在暗中救济那个可能的自己，未必是希望邢岫烟知恩图报。所谓底层，也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底”，只有大家都过好了，我们这些暂时的既得利益者才不会那么害怕下坠。
说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似乎有点大言不惭——我没钱、没权、没有职务，连职称也不过是多年前评的中级，但我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占了便宜的那一类。
许多年前我去参加同学会，心中感慨：这真是一个“拼爹”的世界啊。
我自以为没有“拼爹”，自己找工作，在网上写文章，被出版社发现。但朋友指出：“如果你出生在最底层，你可能连本课外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写作了;遇到挫折，你也没本钱扛过去;一次大考考不好，就得回家务农——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类。”
我一直记得那次谈话，并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某些时候，吃点亏就当上税了，为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添砖加瓦了。
我告诫自己节制欲望，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不要跟比自己处境差的人计较，对所有的快递小哥都客客气气，即使他们迟到了，也要说“谢谢”。有一次，朋友聚会，那个送外卖的小哥把我点的汤全洒了，我没有说什么，更没有给他打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