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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让自己不再是那个疲惫的异乡人

时间:2017-01-2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闫红 点击:
回家过年,让自己不再是那个疲惫的异乡人
 
  (一)
  二十年前,我刚从学校出来时,有两年找不到工作。
  当时就业渠道很单一,除了比较优秀的人自有出路,在我们那小城,到父母单位找个落脚点,成为很多人选择。虽然“接班”这个概念已经被废除,但解决职工子弟工作,似乎还是各单位的一项义务。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先混进父母单位,占个位置,只要关系过硬,慢慢等,总能等到入编转正的机会。
  重要的就是“关系过硬”四个字,够得上的自然顺风顺水,够不上的,主管领导就会嗯嗯啊啊的,毕竟这种事儿不成文,办不办在他们两可之间。
  有人高瞻远瞩地看到这一点,即使不为自身发展,为子女铺路,也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我见过最“成功”的一个人,将孩子全部送进政府机关——当时做公务员还不用考。
  那时候我爸才知道,他过去把所有可以犯的错都犯了。
  我爸性格耿直,并且以此自矜,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一个小部门领导。有次他陪大领导出差,差旅费由他所在的部门出,领导秘书暗示他住得好一点,我爸显示出了朴素的农民本色,说:“好赖不过一宿,睡哪儿不是睡。”结果他选的廉价招待所安保极差,半夜里进了贼,把领导放在床边的一条裤子给偷走了,领导只得另外拿一条裤子来穿,一路上脸色都不怎么好。
  我爸当时一笑了之,等到我要找工作了,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且不说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我爸性格原本也没有那样一个弹性。他叹口气,说,老在家里呆着也不行啊,要么,你在到我那儿干点杂活吧。
  于是我就去了我爸单位,跑个腿外加捆扎杂志,月薪240元。我爸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在这里干嘛,你就说临时帮个忙。
  有一次,我爸的一个朋友晃到我们办公室来。他果然问了,我也按照我爸交代的口径答了,那叔叔一向说话没正形,又把我当孩子,便怪笑一声道:“帮忙——不添乱就不错了。”说完扬长而去,我倒也不觉得怎么受伤,因为他说的是实情。
  我只是觉得很有压力。我多次写到过那段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担心自己永远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此坠入社会最底层——我上小学时经常路过一条街道,路边是低矮黑暗的庵棚,住在里面的人脸和衣服都脏兮兮的,漠然地看着过往行人,那种惨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习惯于过早预警,任何事都会朝最坏处想,我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迫不及待地为未知担忧,是我各种内耗里最无谓的一种。
  
  (二)
  就在那期间,我发表在某报的一篇文章获了全省副刊作品一等奖,以此为契机,和省城一位女编辑成了朋友,有天我去看她,得知有一份即将创办的报纸正在招人,号称年薪三万。我过去在《随笔》《散文》《萌芽》等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年少无畏,就跑去报名。之后的面试我表现得也还不错,顺利入选。1998年10月15日,我离开家乡,前往省城。
  离去前我和我爸都觉得扬眉吐气,我们不用再去求任何领导了。来到省城,我才发现未免高兴得太早,女友即将去北京和未婚夫团聚,在这个城市,我举目无亲。在报社附近的巷子里租了个房子,二三十平方,楼道里没有灯,结构又很怪异,门口一丝光也透不进来,白天就不说了,晚上真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打着手电筒找钥匙开门。
  有天晚上,有人砰砰砰地敲门,我问是谁,回答说是警察。我打开房门,还真是两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跟我要暂住证,我说我不知道要办这个。他们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是报社记者。
  也许是我脸上的诚实,和我摆得满满当当的那俩藤制书架让他们相信了我——有个年轻警察一进屋就在打量那个书架。他们神情和缓下来,说,想不到这里还住着一个“大记者”,提醒我注意安全,有时间就去办个暂住证,就客客气气地出了门。我关上房门,余悸未消。
  更大的压力,来自工作。我过去写的都是散文,新报纸没副刊,我要去做社会新闻记者。干过这行的想必了解,这个职位,考验的是综合实力。而我在这之前,连消息和通讯都分不清。
  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土地局采访,寒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耳朵和手指都刀割般的疼。我出来时没想起来戴围巾和手套,让我慌慌张张的原因是,我不大有信心在这个上午,赶到土地局。
  我一向路盲,在这个城市里更是两眼一抹黑,楼群成片地在我眼前闪过,那些道路的走向,跟地图上显示的,怎么老不一样?
  好容易找到土地局,宣传干部拿来大摞材料,我找不到能让人感兴趣的内容,勉为其难地写了两个三四百字的消息,然后并不意外地被总编室告知,它们在第一个环节就被毙掉。
  考核标准下来的第一个月,我的工分倒数第一,第二个月报社有了新动作,要将记者赶到下面的城市去,我被指定去往一个北方城市。
  我来到当地的宣传部和报社,一无所获。有个好心的老记者拿出他刚发在本地报纸上的稿子,说,你就把这个改写一下吧,帮我带个名字就行了。我乖乖地在报社办公室改写那稿子,越改越觉得不对,他写的是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女人,但我怎么看,这个人都像是一个男人。要来原始材料一翻,还真是个男人,估计这位老记者也想当然了。修订那个错误,算是我对那篇稿件的最大贡献。
  当然我也有一次成功的采访,有天在大街上闲逛时路过一家服装店,人头攒动,进去一看,原来在这里买衣服能获得积分并成为会员,若你能发展别的会员,他们的消费以及以后带入的下线,都能成为你的业绩,让你不断升级,获得巨大回报。
  乱糟糟的人群中,一个中年人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这也太像传销了,我来到工商局,反映此事,工作人员说,这家店面确实有传销之嫌,但它有店面有产品,就当时的标准而言,没法按照传销查封,他们也很为难。
  我写了一篇稿子,叙述我之所见与各方反馈,没有做结论,留下一个疑问式的结尾。这稿子后来上了头版头条,并被《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报纸转载,但是,那个月,我还是没有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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