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甄
《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〇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