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引言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3)

    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傍晚时分更是景色宜人。稠李已繁花满树。两位朋友每到傍晚都在花园里见面，在凉亭里一直坐到半夜，敞开心扉，互诉衷肠。这时光真是太富诗意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命运骤变说的话就比平时多了些。她仿佛偎依在自己朋友的身旁，贴近他的心窝，就这样继续了几个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痛不欲生的未亡人是否对他存有什么指望呢，她是否在等待一年服丧完毕之后由他向她提出求婚呢？”这念头是无耻的，但是，要知道，一个人身心高雅有时反倒会促使他对无耻的念头产生癖好，因为人的发展往往是多方面的。他开始仔细琢磨，终于发现这事庶几近之。他寻思：“不错，家私巨富，但是……”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大像个大美人儿：高高的个儿、黄黄的皮肤，瘦骨嶙峋，一张显得太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动摇不定，因怀疑而万分痛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两次（他常常哭）。每到傍晚，就是说在凉亭里，他的脸不知怎么总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种任性而又嘲弄，打情骂俏同时又傲慢的表情。他这样做是无意的，身不由己的，甚至一个人越高尚，这种表情就越看得出来。只有上帝知道这事的是非曲直，但是较有把握的是，足以完全证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疑心是有道理的那种东西，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芳心里尚未萌生。再说她也不会易姓改嫁，将自己的斯塔夫罗金的姓氏换成他的姓氏，虽然他的姓氏也十分高贵。也许，从她那方面来说，这不过是女人的逢场作戏，是一种不自觉的女性需要的流露，在某些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身上，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敢担保；研究女人的芳心到底有多深，甚至至今尚未涉足！不过我还是接着说吧。

 

    应当认为，她很快就在心中猜透了她那朋友脸上的那种古怪的表情；她很敏感，看事很细心，倒是他有时候显得太天真了。但是傍晚之约依然跟过去一样进行，他们彼此的谈话也同过去一样极富诗意而又兴味盎然。直到有一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在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结束之后，两人友好地分了手，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的那座厢房的台阶旁彼此热烈地握了握手。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供老爷们居住的庞大府邸里搬出来，搬到这座几乎坐落在花园里的小厢房居住。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思绪万千地拿起一根雪茄，还没来得及把烟点上，就疲倦地、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注意地看着在一轮明月旁滑过的轻如绒毛的朵朵白云，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簌簌声，使他打了个寒噤，回过头来。四分钟前他刚离开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又站到了他面前。她那张黄脸几乎变得铁青，嘴唇紧闭，嘴角在微微颤动。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足有十秒钟，眼神坚定而又铁面无情，她突然急促地悄声说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十年之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悄悄地把这一让人伤心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先把房门锁上，向我起誓，当时他在原地都愣住了，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怎么走开的。因为以后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向他暗示过那天发生的事，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常进行，所以他毕生都倾向于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他病前的幻觉，再说当天夜里他还当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整整两星期，因此，赶巧，也就中止了他俩在凉亭里的约会。

 

    尽管他幻想那不过是他的幻觉罢了，但是他毕生中的每一天都似乎在等待着这件事的下文，或者可以说等待着这件事的结局。他不相信，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时端详自己朋友的脸色就不免感到奇怪了。

 

    五

 

    她甚至亲自为他设计服装，而他也就穿着她设计的服装度过自己的一生。衣服很雅致，也很有特色：长襟的黑色上衣，纽扣几乎一直扣到颈部，但穿着却十分潇洒、气派；一顶宽边软帽（夏天是草帽）；一条细麻纱的白色领带，打了个大领结，两端垂于胸前；一根装有银镶头的手杖，外加长发垂肩。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略显斑白。他的唇髭和胡须都剃光了。据说，他年轻时非常英俊潇洒。但是依我看，即使老了也依旧器宇轩昂。再说五十三岁又何老之有？但是，由于他总想摆出一副志士仁人的姿态，他不仅不想显得年轻，反而似乎倚老卖老，显示自己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他穿着自己那身服装，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长发垂肩，颇像是位大牧首，或者说得正确些，颇像三十年代出版的某本文集里诗人库科利尼克的石印像，尤其是夏天当他坐在花园里丁香盛开的花丛下的一张长椅上，双手扶着手杖，身旁摊开一本书，眺望着日落时分的满天晚霞，陷入充满诗意的沉思的时候。关于读书，我倒要说几句，到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竟废卷不读。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已是最后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订了许多报刊，这，他是经常看的。他也经常关心俄国文学取得的成就，虽然他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过去，他曾一度热衷于研究我国内政与外交等当代高级政治，但是很快他就挥挥手把这事撂下了。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他随手拿起一本托克维尔的书走进花园，可是兜里却藏着一本保罗·德·科克。然而，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还想再附带说一点库科利尼克画像的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头一次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正在莫斯科贵族女子寄宿学校上学。她立刻就爱上了这幅画像。寄宿学校的所有小姑娘照例是碰到什么就爱什么，甚至也爱上自己的老师，主要是书法老师和绘画老师。但是有意思的不是小姑娘们的天性，而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甚至在年已半百的知天命之年还把这幅画像作为自己秘藏的珍品收藏着，也许正因为此，她才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设计了有点像这幅画像上所画的那种服装。但是，当然，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在最初几年，说得更确切些，在特罗菲莫维奇寄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的前一半时间里，他还想著书立说，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准备执笔写作。但是到了后一半时间，想必连早先看过的东西也忘了。他越来越经常地对我们说：“似乎，我已做好了写作的准备，材料也收集好了，然而就是写不出来！毫无办法！”说罢，他沮丧地垂下了头。毫无疑问，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了科学的殉难者，这只会使他显得更伟大，但是他本人想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把我给忘啦，谁也不需要我啦！”他不止一次地脱口而出。这种强烈的忧郁，尤其在五十年代末，已完全左右着他的身心。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终于明白，这事十分严重。再说她也不能忍受她的朋友被人遗忘和不需要了。为了使他快活起来，为了使他重振昔日雄风，她当即带他去了莫斯科，因为那里她认识几位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但不料连莫斯科也不行。

 

    当时是个特殊时期，出现了某种新潮，与过去的一潭死水大异其趣，这潮流十分古怪，但又随处都能感觉到，甚至连斯克沃列什尼基也不例外。谣诼纷纭，纷至沓来。所谈的种种事实，一般说，大家多少还是知道的，但是显而易见，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还出现了与这些事实随之而来的许多思想，主要是这些思想多得不可胜数。正是这点使人困惑：怎么也适应不了，也弄不清这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女人的天性，一定想弄清楚个中奥妙。她本来想亲自阅读报章杂志，阅读国外的各种被禁的出版物，甚至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许多传单（这一切她都能弄到），但是她看了以后只感到头晕。她动手写信：给她回信的人很少，而且越到后来越让人莫名其妙。最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她郑重地请了去，请他把“所有这些思想”给她彻底解释清楚，但是对他的解释她仍旧极不满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总的运动的看法十分高傲，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他自己被人遗忘了，谁也不需要他了。最后终于提到了他，先是在国外的出版物，说他是个被放逐的受难者，然后紧接着在彼得堡又说他是一个著名星座中的昔日明星，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与拉吉舍夫相比较。接着又有人著文说他业已去世，并答应要写文章纪念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霎那间就复活了，并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对当代衮衮诸公的全部高傲一下子作鸟兽散，他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投身运动，大显身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立刻又对一切坚信不疑，又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决定毫不拖延地立刻到彼得堡去，对一切进行实地考察，亲自弄清一切，如有可能，则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活动。顺便说说，她宣布，她准备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并且从此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供献给这份刊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看到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等地步，就变得更高傲了，一路上他几乎以一种保护者的姿态来对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此，她立刻记在了自己心上。话又说回来，她此行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穿了，就是想借此恢复与高层的联系。必须尽可能让上流社会想到她，起码也要试一试。此行公开宣布的借口是去看望她的独生子，当时他正在彼得堡贵族学校上学，行将毕业。

 

    六

 

    他们来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几乎住了整整一个冬季，但是快到大斋期的时候，一切就像七彩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种种幻想都已灰飞烟灭，而纷乱的局势不仅没有明朗化，反而变得更恶劣了。首先，与上层恢复联系几乎没有办成，除非在微乎其微的范围内，而且显得那么低三下四，那么牵强。备受屈辱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急于完全投身于“新思想”，于是便在自己家中开晚会。她请来了一些文人雅士，他们便立刻呼朋引类，一窝蜂来了许多。后来便不请自来；你带我来，我带你去。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雅士。他们虚荣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完全公开，好像以此履行自己的义务似的。有些人（虽然远不是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已经喝醉了，但是他们那副神态仿佛意识到其中有某种昨天才刚刚发现的特殊的美。他们这些人全都以什么什么而自豪，骄傲得出奇。在所有人的脸上活画出好像他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绝顶重要的秘密似的。他们互相谩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何著述，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里有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讽刺作家，还有写暴露文学的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深入到他们的最高层，深入到运动的指挥机构。这些指挥者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但是他们欢迎他，对他很亲切，虽说，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和听说过关于他的任何情况，除了说他“代表着一种思想”以外。他在他们周围随机应变，尽管他们都似乎高高在上，十分神圣，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们，请他们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沙龙里来。这些人都很严肃，也很有礼貌，举止风度都很好，其余的人想必怕他们，但是显然，他们没工夫，无暇及此。也出现了两三名过去的文坛名流，他们当时正好在彼得堡，而且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早就跟他们保持着极其高雅的关系。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是，这些货真价实、已经毫无疑义的名流，居然比水还静，比草还低，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居然对这帮新贵竭力奉迎，可耻地巴结他们。起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很走运；有人抓住他，开始让他在公开的文学集会上亮相。有一回，在一次文学大众讲座上，当他以讲演者的身份头一次登台讲演时，蓦地响起了发狂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约五分钟之久。九年后，他含着眼泪想起此事——不过并非出于感激，而是由于他的艺术天性。“我敢向您起誓，并且打赌，”他曾亲口对我说（不过只是对我说，而且是作为秘密告诉我的），“所有这些听众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可以说对我一无所知！”能承认这点真是太妙了：如果他当时站在讲台上，尽管大喜过望，还能这么清楚地懂得自己的处境，可见他的脑子是敏锐的；可是，甚至过了九年，他回想起那件事时，竟毫无气恼之感，又足见此公的脑子太迟钝了。人家让他在两三份集体抗议书（抗议什么，他也不知道）上签名，他签了。也有人让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一份《不成体统的行为》的抗议书上签名，她也签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新潮人物的大多数虽然也去拜访过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但是不知为什么却认为自己理应带着蔑视，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来看她。后来，在苦涩的时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向我暗示，她从那时候起便嫉妒起他来了。当然，她也明白，她是没法跟这些人交往的，但是她还是如饥似渴地、以女人歇斯底里般的迫不及待接待了他们，主要是，她似乎总在期待着什么。她在晚会上很少说话，虽然她也是能够说几句的，但是她多半洗耳恭听，大家谈论的是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字母中的硬音符号，用拉丁字母替代俄文字母，以及某某人昨天被流放了，商厦出现了骚乱，俄国实行民族分治并保持自由联邦制的好处，取消陆军和海军，恢复波兰到第聂伯河的领土，关于农民改革和传单，消灭继承权、家庭、子女和神父，关于妇女的权利，关于克拉耶夫斯基的房产（对于这房子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原谅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清楚，在这帮新潮人物中有许多骗子，但是无疑其中也有许多正人君子，甚至还有许多极富魅力的人，尽管这些人总有这么一点异常之处。正人君子总是比那些小人和粗鲁的人难于理解得多，但是弄不清楚的还有到底谁左右着谁。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宣布她有意出版一份刊物的时候，人们便蜂拥而至，来找她的人更多了，但是立刻又群起而攻之，指责她是资本家，剥削他人劳动。这种指责的无礼程度只能与这种指责的出人意料两相媲美。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将军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他是已故的斯塔夫罗金将军的故交和同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某一点而言），我们这儿的人都认识他，为人极其固执而又极易动怒，饭量极大而又非常害怕无神论。有一天，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举行的晚会上，他跟一个很有点名气的年轻人争论起来。那青年回答他的头一句话就是：“既然您这么说话，可见您是个将军”，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再也找不出比将军这词更厉害的骂人话了。伊万·伊万诺维奇闻言大发雷霆：“是的，先生，我是将军，而且是中将，我效忠于我的皇上，而你，先生，不过是个后生小辈和不信神的人！”发生了一场不堪入耳的互相谩骂。第二天这事就见报了，并开始征集集体签名，以反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不成体统的行为”，因为她不愿意立刻把将军赶出去。在一家画报上刊出了一幅漫画，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将军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三人作为三名顽固落后的朋友恶毒地描绘在同一幅画上；这画还配了一首诗，由一位人民诗人专门为这事而写。我想说句心里话，许多有将军头衔的人的确有一种习惯，总爱可笑地说：“我效忠于我的皇上……”倒像他们的皇上跟我们这些普通臣民的皇上不一样，不是同一个皇上，而是一个特殊的皇上，他们的皇上似的。

 

    不用说，在彼得堡再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遭到了彻底的fiasco。他忍不住讲起了艺术应有的权利，结果却招致了对他的更厉害的嘲笑。在最后一次讲座上，他想用他那忧国忧民的雄辩口才来打动人心，期望能唤起人们对他的“被贬黜”的敬意。他无可争议地赞同“祖国”这词既无用又可笑；赞同那种认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是他又响亮而坚定地宣称皮靴低于普希金，甚至还低得多。听众毫不容情地对他发出嘘声，因此他当场，还没走下讲台，就在大庭广众之中哭开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半死不活的他带回了家。“Onm'atraitécommeunvieuxhonnetdecoton！”他毫无意义地嘟嘟囔囔地说。她服侍了他一夜，给他服桂樱水，并且一再对他说：“您还是有用的，您还会出人头地的，人们将对您刮目相看……在另一个地方。”就这样一直说到天亮。

 

 

 

    第二天清早，有五位文学家联袂前来看望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其中三位她根本不认识，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俨乎其然地向她宣布，他们研究了她要办刊物的问题，并就此事作出了决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从来就不曾委托过任何人来研究和解决任何有关她要创办刊物的事。该决定的内容是这样的：让她把刊物创办起来后，应根据自由联合的原则，把该刊连同资金一起移交给他们；她本人则离开这里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但是别忘了把“业已老朽”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带走。出于礼貌，他们同意承认产权仍归她所有，每年将纯利的六分之一寄给她。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五人中大概有四个人没有任何贪财的目的，他们的操劳奔走仅仅是为了“共同事业”。

 

    “我们迷迷糊糊地离开了彼得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说，“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记得在火车车轮声的伴奏下，我一直在念念有词地说：

 

    “韦克和韦克和列夫·卡姆别克，

 

    “列夫·卡姆别克和韦克和韦克……

 

    “以及鬼知道还说了些什么，就这样一直到莫斯科。直到莫斯科我才清醒过来——倒像在这里果真能找到点别的什么似的？噢，我的朋友们啊！”有时他精神振奋地向我们感叹道，“你们无法想象，当一种被你们早就视为神圣并对之肃然起敬的伟大思想，被一些笨伯们随手捡起，并被他们拿到街上奉送给一些跟他们一样的蠢货，而你们又突然在旧货市场上遇见它，可是它已面目全非，满身污泥，面目可憎，口鼻歪斜，不成比例，也不和谐，就像一些愚蠢的孩子手里的玩物似的，那时你们整个的心该是充斥着怎样的悲哀和愤怒啊！我们那个时代可不是这样，我们追求的也不是这个。不，不，完全不是这个。我们见到的已面目全非……我们的时代一定会重新回来，它一定会重新把那些摇摇欲坠的东西统统纳入坚定的轨道。要不然的话，还会怎样呢……”

 

    七

 

    从彼得堡回来以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便立刻让自己的朋友出国去“休养”，再说他俩也应该暂时分手了，她感觉到了这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高采烈地去了。“到那里我一定会再生！”他感慨系之地说，“在那里，我终于又可以搞学问了！”但是他从柏林的头几封信开始又唱起了一贯的老调。“我的心碎啦，”他写信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我什么也忘不了！在这里，在柏林，一切都使我追忆旧事，追忆往昔，我的最初的欢乐和最初的苦痛。她在哪里？现在她俩在哪里？你们，我永远也配不上你们的两位天使在哪里？我的儿子，我的爱子又在哪里？最后，我在哪里？我自己，过去的我，坚强如钢、像悬崖一样不可撼动的我？可是现在却有某个叫Andrejeff的人，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东正教的小丑，peutbrisermonexistenceendeux。”等等，等等。至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他毕生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不久前在彼得堡，当时这个年轻人正准备上大学。我们已经说过，这孩子有生以来就一直在离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里的O省由几位姑妈抚养（用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钱）。至于Andrejeff，用俄文说，也就是安德烈耶夫，不过是本地的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是个大怪物，是个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是个俄国古董的热心收藏家，有时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知识上，而主要是在学术观点上唇枪舌剑，彼此挖苦过。这位可敬的商人，蓄着雪白的大胡子，戴着银边的大眼镜，他曾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小片庄园上（与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邻）买过几俄亩森林用于砍伐，可是有四百卢布尚未付清。虽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打点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时候，十分阔气地给了他很大一笔钱，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行前却对这四百卢布另有打算，大概另有什么秘密用途，所以当Andrejeff请求宽限一个月的时候，他差点没哭出来。话又说回来，Andrejeff是有权要求宽限的，因为几乎就在半年前，由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另有急用，他已预付了第一笔款子。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急切地看了这第一封信，用铅笔在这句感叹“你俩在哪里？”下画了条着重线，标上日期，锁进了小匣子。他当然是想起了自己的两位已故的妻子。在收到的第二封柏林来信中，这调子又变了：“我一昼夜工作十二小时（“哪怕十一小时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嘀咕道）。在各个图书馆里翻阅图书，查找资料，做摘记，东奔西跑，拜访教授。我恢复了同敦达索夫这一好人家的友好往来。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甚至到今天还是那么千娇百媚！她向您问好。她的年轻的丈夫和所有三个侄儿都在柏林。每天晚上我们就同年轻人聊天，一直聊到天亮，我们几乎在进行雅典式的夜谈，但仅就其内容精致、风格典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乐声悠扬，不绝于耳，西班牙的旋律，全人类复兴的幻想，永恒的美的理念，西斯廷圣母，光明中掺杂着黑暗，但是太阳也有黑子嘛！噢，我的朋友，我的高尚而又忠实的朋友！我的心同您在一起，我是您的，永远同您一个人在一起，entoutpays，甚至哪怕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您记得吧，我们临行前，在彼得堡，常常战战兢兢地谈到它。现在我带着微笑回忆这一切。越过边境后，我就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新的感觉，这是头一回，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如此等等。

 

    “嗯，全是胡说八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认定，把这封信也归在一起，“如果雅典式的夜谈一直继续到天明，那就不可能每天看书十二小时了。难道这是喝醉了酒写的？这个敦达索娃太太怎敢向我致意问好？不过就让他散散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