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冯·连布克属于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按照俄国年鉴统计，该民族在俄国已有数十万之众，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在俄国形成一个彼此抱得很紧的同盟。不言而喻，这同盟并不是什么人蓄意建立的，也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在整个民族中自发形成的，没有形诸文字，也没有签署协议，作为某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同盟表现在这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互相支持，彼此帮忙。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幸在俄国的一所高等学府里受过教育，这所高等学府满是比较有权势或比较富有的年轻子弟。这所学校的学生，学业一结束，就被分配到某个国家机关担任某种相当重要的职务。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一位叔叔是工程兵中校，另一位是开面包店的老板；但是他却挤进了这所高等学府，并在这所学校里遇到了一些与他相当类似的同族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学生；学业不好，脑筋相当迟钝，但是大家都喜欢他。后来，他上高年级了，有许多年轻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学会了谈论当代许多非常高层次的问题，而且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只要等他们一毕业，他们就会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可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却仍旧继续十分天真地顽皮和淘气。他给所有的人说笑逗乐，诚然，他出的洋相非常简单，除了有些无耻下流以外，但是他却乐此不疲。一会儿是老师在课堂上给他提了个问题，他就怪模怪样地擤鼻涕，逗得同学和老师都哄堂大笑；一会儿又在学生宿舍里扮演一幅猥亵下流的活画，赢得大家拍手叫好；一会儿又仅仅用自己的鼻子（做得相当高明）演奏《魔法师》里的前奏曲。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这样自有一种调皮劲儿。在他上学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写起了俄文诗。至于他的本族语，就像这个民族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一样，只会说半通不通的德国话。由于喜欢写诗，竟使他交上了一位平时阴阳怪气、似乎受了什么窝囊气的朋友，这同学是一位穷将军的儿子，是俄罗斯人，但他在学校里却被认为是未来的伟大文学家。这人待他很好，处处呵护他。但是却出了这样的事：学校毕业后又过了大约三年光景，这位阴阳怪气的同学却为了俄国文学抛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涯，因而穷愁潦倒，穿着一双破靴子，冷得牙齿发抖，已经是深秋了，还穿着一件夏天的大衣——他突然在阿尼奇科夫桥头遇到了他过去的protèg，也就是过去在学校大家管他叫“连布卡”的那人。你猜怎么着？乍一看，他都认不出他来了，他惊讶得停下了脚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衣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蓄着一部络腮胡子，泛出淡淡的红褐色光泽，修剪得十分精致，而且精致得令人惊叹，戴着夹鼻眼镜，足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手戴最鲜亮的手套，身穿沙默时装店的宽松的大衣，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连布克对这位同学十分亲热，告诉了他自己的住址，并请他那天晚上有空到他寓所去看他。原来他已不是从前的“连布卡”了，他成了冯·连布克。然而，这同学前去看他可能纯粹出于不服气。他跨上一个楼梯，这楼梯相当蹩脚，一点也不气派，但却铺了一条红地毯，看门人在楼梯上迎接了他，并对他进行了盘问。看门人拉了拉门铃，楼上响起了响亮的铃声。前来拜访的这位同学原以为“连布卡”得很阔气，却发现他住在侧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去又黑又旧，屋里还挂了一块很大的深绿色帷幔，把房间隔成两半，屋里的家具虽然蒙上了深绿色的布面，却十分陈旧，又窄又高的窗子上挂着深绿色的窗帘。冯·连布克住在一位非常远的远亲家，这远亲是一位将军，曾经庇护过他。他客客气气地欢迎客人来访，神态既严肃高雅而又彬彬有礼。他俩也谈了文学，但仅限于在得体的范围内。仆人系着白领带，给客人端来了一杯淡兮兮的茶，外加一点小小的圆饼干。这同学好像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向他要一杯塞尔脱斯矿泉水。后来还是给他端来了，但是稍许迟了片刻，不过当他把仆人叫来，让他快点把矿泉水端来的时候，似乎露出了某种忸怩不安的尴尬样。不过他还是主动问客人他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当客人婉言谢绝，终于起身告辞时，他明显地感到很满意。说到底，这时连布克才刚刚开始迈入仕途，不过仍寄人篱下，依傍一位显要的同族将军为生。
当时，他正在追求将军的第五位千金，看来两情相悦，对方也似乎对他有意。可是后来人家还是把小姐阿马利娅嫁给了这位老将军的一位旧时的同僚——一位年老的德国工厂主。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并没有十分伤心，而是用纸糊了一座剧场。大幕徐徐升起，演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两手比比划划，做着手势；包厢里坐着观众，乐队里的人由机械发动，在小提琴上拉着弓，乐队指挥在挥舞指挥棒，而池座里则是年轻的绅士和军官们在拍手叫好。这一切都是纸做的，都是冯·连布克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他制作这座剧场花了半年时间。将军为此特意举办了一个仅有亲朋好友参加的小型晚会，把这座剧场拿出来公开展览。将军的五位千金，包括新婚的阿马利娅和她的夫婿——那个工厂主，还有许多太太小姐跟他们的德国男士，都仔仔细细地观看了这座剧场，赞不绝口，然后大家一起跳舞。连布克感到很满意，心里也很快释然了。
光阴荏苒，他终于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他一直身居要职，而且上司也一直是他的同族人，终于混到了一个与他的年龄相比非常显要的官衔。他早就想结婚了，而且早就在谨慎地物色佳偶。他曾经瞒着上司悄悄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编辑部，可是这部小说未被刊用。但是他却偷闲糊了整整一列火车，这小玩意儿又搞得非常成功：旅客们提着皮箱和旅行包，领着小孩和牵着小狗，从车站里纷纷出来，又一个个走进车厢。列车员和站上的工作人员在走来走去，摇铃，发信号，于是列车渐渐开动，上了路。他为制作这个精巧的玩意儿足足忙了一年。但是总得结婚呀。他结识的人相当广泛，但多半限于德国人这个圈子；他也经常与俄罗斯人周旋，不消说，这些人都是他的上司。最后，当他年满三十八岁的时候，居然得到了一笔遗产。那个开面包店的叔叔死了，根据遗产留给了他一万三千卢布。他的婚事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职位而停滞不前。尽管冯·连布克的官场环境相当阔气，可是他本人却十分俭朴。只要能谋得一个独当一面的官职，由他来任意处置如何收购公家的木柴等等，或者其他这一类有甜头的差使，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而且一辈子都会感到其乐融融，别无他求。但是就在这时候，他满心指望的明娜呀或者恩内斯京娜呀并没有出现，却忽然遇见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他的官运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变得更显要了。办事稳重而又周到的连布克感到他也可以从此风光风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