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那个带着小提琴的可恶的小波兰人的陪伴下闯进了伙房，这个小波兰人时常受雇于饮酒作乐的人们奏乐凑趣。卡津站在伙房中央，默默地凝神环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了。最后，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凶狠而嘲弄地看了看我们，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仿佛在暗自琢磨着什么，于是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们凭什么收入能在这里品茶？”
我和我的同伴互相使了个眼色，明白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去答理他。一言不合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么说，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喽？”他继续盘问道，“这么说，你们的钱很多哇，啊？难道你们进监狱就是要来品茶的？你们是来品茶的吗？你们倒是说话呀，该死的东西！……”
可是看到我们决心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他气得发抖，脸色血红。在他身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大木盘（托盘），为囚犯们供应午饭或晚饭而切好的面包全都堆放在里面。它是那么巨大，装得下监狱里半数囚犯食用的面包。此刻是空着的。他双手抓住它，突然举到我们的头顶上。顷刻之间他就会砸烂我们的脑袋。尽管杀人或企图杀人会给整个监狱招来大麻烦：开始侦查、盘问、加强管理，因此囚犯们都竭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共同的绝境——尽管如此，现在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们说一句话！没有人向卡津呵斥一声！——他们对我们的憎恨竟如此强烈！看来他们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而高兴……幸而结局是圆满的：就在他要把木盘砸下来的瞬间，有人在穿堂里大叫：“卡津！有人偷酒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摔在地下，像疯子一样从伙房里冲了出去。
“嘿，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在彼此之间这样议论，此后很久他们还在这样说。
我后来也没有搞清楚，这有人偷酒的消息是真事儿还是为了救我们而临时瞎编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