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牢房在上锁后突然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真正的寓所、家园的面貌。只有现在我才能看到囚犯们，我的那些难友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那些士官、卫兵和一般管理人员随时都可能来到监狱，因而所有蹲监狱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异样，仿佛没有完全安下心来，仿佛随时在等着有什么事发生，有些心绪不宁。但只要牢房一锁上，大家立刻安心地在各自的地方安顿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种手工活。牢房里突然亮堂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自己的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头做的。有的坐下缝制靴子，有的缝一件什么衣裳。牢房里恶臭的空气越来越刺鼻。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蹲在角落里围着铺开的地毯打牌。几乎每间牢房都有这么一个囚犯，他备有一俄尺长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沾满污垢的油乎乎的扑克牌。这一切统称为秘密赌场。赌场的主人向赌徒抽头，十五戈比一夜，他就靠这个赚钱。玩牌的通常是打“三张”、“小丘”等等。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以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赌博深夜才结束，有时会持续到天亮，直到牢房开门的那个瞬间。我们的房间和监狱里所有的其他牢房一样，永远会有输光、喝光的赤贫者，或者干脆就是天生的赤贫者。我说的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说法。的确，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我发现，这样的人不仅民间有，而且一切社会、阶层、党派、杂志社、社团也都有。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间牢房、每座监狱，只要有人聚赌，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伺候。总之，聚赌没有仆役是不行的。通常是赌徒们打伙儿雇用他，一个通宵付给他五个银戈比，他的首要责任是通宵放哨。主要是有六七个小时要在黑暗中，在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挨冻，倾听每一种响动、每一个打铃声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教官或警卫队的士兵们有时深夜出现在监狱里，静悄悄地进来，当场把赌钱的、干活的逮个正着，还有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的尚未燃尽的蜡烛。至少当穿堂里通往院子的门上猛然响起开锁声的时候，要想躲藏，吹灭蜡烛，躺到通铺上去，为时已晚。不过，由于此后秘密赌场会对放哨的仆役痛加惩处，所以这种疏忽的情况是非常罕有的。五个戈比的工钱当然是少得可笑，即使在监狱里也是如此。然而在监狱里，那些雇主在这种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严厉和冷酷总是使我感到震惊。“拿了钱，就要好好伺候！”这是不容反驳的论据。为了一文钱的付出，雇主会拿去一切可能拿到的好处，可能的话，就拿得更多，还自以为是施惠于人，该感谢他才对。浪子和醉汉挥金如土，而对自己的雇工却锱铢必较，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监狱里有，也不只是在赌场上有。
我已经说过，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某种工作：除了几个赌徒之外，完全无所事事的至多不过四五个人；他们马上就躺下睡了。我在木板通铺上的位置紧靠着门口。在另一边的通铺上，与我头对头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往往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在糊一个中国式的彩色灯笼，这是城里人向他定制的，价钱相当高。他做灯笼是一把好手，干起来有条有理、专心致志。等到工作结束，便收拾整齐，铺开自己的小床垫，向上帝祈祷后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看来他把品行和秩序发展到了拘泥细节、吹毛求疵的程度；显然，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一般地说，所有愚钝和狭隘的人都是这样。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不过记得在这第一天我曾对他的情况想了很多，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却进了监狱。以后我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提阿基姆·阿基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