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哪怕只姑息一次，那么交换姓名的惯例就会从此结束。如果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在收钱后破坏已经谈妥的交易，那么以后谁还会做这种交易呢？总之，这是涉及大伙儿的公共事务，因此这批犯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他向全体犯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必要的话，还得向某些人表示感谢，以酒款待呢。当然，他们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或苏希洛夫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吧，酒也喝了，宴请过了，——从此他们就应该守口如瓶。到达第一个羁押站，例如，要点名了；喊到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苏希洛夫答道：有！“苏希洛夫！”米哈伊洛夫大叫：有！——以后也是这样。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在托博尔斯克要对犯人分别处理了。“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非常依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也很随便。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件事情他没按我的要求去做，而他又刚刚拿过我的钱，我居然冷酷地对他说：“瞧，苏希洛夫，钱您倒是拿了，却没有好好做事。”苏希洛夫没吭声，立即为我办事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悲伤起来。过了两天。我想，他这样伤心不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啊。我知道，一个囚犯安东·瓦斯利耶夫曾向他索讨一笔小债。他大概没有钱还债，又怕找我要。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好像要找我要钱，为了还安东·瓦斯利耶夫吧？给，拿去吧。”我当时坐在通铺上；苏希洛夫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吃惊，我会主动给他钱，主动想起他的难处，特别是在他看来，最近已经拿了我太多的钱，所以想也不敢想，我还会拿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非常诧异。我也跟着出去了，在牢房外面找到了他。他站在监狱的立柱围墙旁边，面对围墙，头顶着墙，一只手支在墙上。“苏希洛夫，您这是怎么了？”他不看我，我非常惊讶地发觉，他简直要哭了。“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以为，”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竭力看着一旁，“我为您效劳……是为了钱……可我……我……唉！”这时他又转身向墙，前额甚至在墙上撞了一下，——随即痛哭失声！……我头一回在监狱里看到有人在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他从此只要可能就更热心地为我效劳并“观察我”，可是根据某些难以觉察的迹象，我注意到，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我责备他的那些话了。可别人在嘲笑他呀，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骂他骂得很凶，而他与他们却能和谐友好地相处，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是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即使在相识多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我和A的相逢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也是一名囚犯，入狱比我略早，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的特别痛苦的印象使我大为震惊。不过，我在入狱前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遇到A。他使我在这最初的艰难时期惴惴不安，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关于他我不能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能腐化堕落到什么地步，能在何等程度上毫不勉强、毫无悔意地扼杀自己内心的一切道德观念。A是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关于他我曾多少提到过，说他把监狱里的情况全都捅给我们的少校，还和他的勤务兵费季卡做朋友。他的简历如下：他没有完成任何学业，在莫斯科与因其堕落而吃惊的亲人们闹翻以后，来到了彼得堡，为了搞到钱，他决定干一桩告密的勾当，即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即满足他那欲壑难填的极其粗鄙下流的享乐欲望，在彼得堡和它的那些市民大街和糖果糕点店的诱惑下，竟如此贪图享乐，以致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不明智的疯狂勾当。他很快就被人揭发了；他的告密牵连了无辜的人们，使另一些人受到蒙骗，因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监狱里服刑十年。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按理说，他的命运发生这样可怕的变故，应当使他警醒，激发他的天性起而反抗，以求转机。但是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的遭遇，甚至毫无悔改之意，面对这种遭遇没有道德上的愤慨，除了被强制劳动、不得不告别那些糖果糕点店和三条市民街，竟无所畏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的身份只是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干一些更加卑鄙龌龊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嘛；既然是苦役犯，那么为非作歹就是可以的了，并不可耻。”一字不差，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是把这个可恶的家伙作为一种现象来回忆的。我有好几年生活在杀人犯、淫棍和臭名远扬的恶徒之间，但是我敢肯定，我生平还从未遇见过像A这样道德沦丧、贪淫好色、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我们这里有一个弑父凶手，是贵族出身；我曾提到过他；但我根据许多细节和事实断定，甚至这个人也比A远为高尚，远富于人性。在我看来，在我劳役生涯的整个时期，A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肉体享受，他能极其冷血地屠杀、宰割，总之无所不为，只要能销赃灭迹。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是很了解A的。这是一个例子，在精神上不受任何规范、任何法制制约的人的肉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看着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我是多么反感哪。这是一个怪物，精神上的卡西摩多。而且他又狡猾又聪明，相貌英俊，甚至受过一些教育，有能力。不，社会上有这种人比火灾更糟糕，比瘟疫和饥荒更糟糕！我曾说过，在监狱里全都堕落了，窥探和告密盛行，囚犯们决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他们与A都很和睦，而且对他比对我们更为友好，简直无法比拟。而我们的醉醺醺的少校对他青眼有加，更增加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分量。顺便说一下，他使少校相信，他会描摹肖像（而对囚犯们却说，他是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要求派他到自己家里工作，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一幅肖像。他就是在这时与勤务兵费季卡结交的，而费季卡对自己的老爷，因而也对监狱里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事务都有非常大的影响。A是根据少校的要求秘密监视我们的，少校在喝醉酒扇他耳光时，就骂他是特务和密探。往往就在他挨打后，少校立刻坐到椅子上，命令A继续作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杰出的画家，几乎把他视为布留洛夫，这位画家是他也听说过的，但还是认为有权打他的耳光，他的说法是，即使你就是那位画家，现在却是一名苦役犯，即使你就是大画家布留洛夫本人，而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因而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顺便说一下，他强迫A为他脱靴，强迫他把各式花瓶从卧室里搬出来，但还是很久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肖像画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几乎拖了一年之久，少校终于看出来了，此人在哄骗他，于是认定画像是画不成了，相反，一天天过去，画得越来越不像他了，他勃然大怒，把画家痛打了一顿，罚他到监狱里去干粗活。A看来对此很是惋惜，他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悠闲的日子，告别了少校餐桌上的残杯冷炙，告别了好友费季卡以及他俩在少校的厨房里发明的各种美味。至少在斥退A以后，少校停止了对囚犯M的迫害，A曾在少校面前对M大肆诽谤，原因是：A入狱时M很孤单。他非常苦闷；与其余的犯人没有任何交往，对他们抱着恐惧和极端厌恶的态度，不注意也看不到与他们和解的任何可能，也不愿接近他们。人家也同样地敌视他。总之，像M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M不了解A入狱的原因。相反，A却看出了他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立即使他相信，他被流放与告密完全无关，和M被流放几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M大喜过望，以为遇到了知音。他在服苦役的初期照料他，安慰他，料想他一定有困难，便把自己仅有的钱都交给他，供他饮食，拿出必需品与他合用。可是A却立刻就敌视他了，恰恰是因为他品格高尚，因为他那么愤慨地看待一切卑鄙行径，恰恰是因为他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一有机会便急忙把M在闲谈时对他谈到监狱和少校时所说的话，通通向少校告发。因此少校极其憎恨M并迫害他。要不是警卫长进行干预，他就会大祸临头。后来M知道了他的卑劣行径，A不仅毫无窘态，甚至还喜欢与他相见，嘲弄地看着他。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得意。M本人曾屡次对我谈起这一点。这个卑鄙的畜生后来与一个囚犯和一名押送兵一起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我以后再说。他起初对我也是百般巴结，以为我还没有听说他的过去。我再说一遍，他使我在苦役生活的初期更加苦闷。我被投入其中、深陷其中的卑鄙恶劣的环境使我胆战心惊。我以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那么卑鄙无耻。但是我错了：我是根据A评判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