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略微环顾四周。眼界所及，真正有病而躺在这里的大多是坏血病和眼疾患者——这是那一带的地方病。这样的病人在病房里有好几个。其他真正有病的人都是患有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而住院的。这里和其他病房不同，是各种疾病甚至性病的集中之处。我说真正有病，是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病，是来这里“休息”的。医师们很乐意让他们住院，这是出于同情，尤其是在空床位很多的时候。关押在禁闭室和监狱里远不如待在军医院，因而不少囚犯宁愿到这里来躺着，尽管空气污浊，病房上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躺着，喜欢军医院的生活方式。不过，来自感化连的士兵最多。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伙伴，但我记得，当时我特别感到好奇的是一名奄奄一息的病人，他来自监狱，也是肺病患者，而且也只有最后几天了，他和乌斯季扬采夫隔着一个床位，因而也差不多就躺在我的对面。他名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见到过他。他病了很久，早就该就医；他却以一种顽强而又不必要的耐力克制自己，在节日期间才住进医院，想在三周内死于可怕的肺病；人仿佛已经熬干了。现在他那形容大变的脸使我大吃一惊——这张脸是我入狱后最初引起我注意的脸之一，当时不知怎么，他的脸竟那样惹我注目。躺在他身旁的是感化连的一名士兵，他上年纪了，是令人讨厌的可怕的邋遢鬼……不过，我总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逐一提到吧……我现在想起这个小老头，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也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使我在片刻之间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记得，这个小老头当时得了极严重的感冒。他老是打喷嚏，而且在后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甚至在睡梦中也打喷嚏，像连珠炮似的一连打五六个喷嚏，每次都会说上一句：“主啊，我这是活受罪啊！”这时他就坐在铺上，拿出纸包里的鼻烟拼命往鼻孔里塞，以便更有力、更畅快地打喷嚏。他是冲着布手绢打喷嚏的，这是他自己的一条方格手绢，洗过一百回了，皱巴巴的，而且他的小鼻子也异样地皱着，形成无数细细的皱纹，露出一口发黑的老残牙和沾满唾沫的赤红的牙龈。打过喷嚏，他马上展开手绢，仔细地看看手绢上积满的痰液，立刻就把痰液擦在自己身上那件公家的棕色罩衫上，结果痰液全都抹在罩衫上了，而手绢只是有点潮湿而已。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是这么干的。这样慢条斯理地百般爱惜自己的手绢而糟蹋公家的罩衫，完全没有引起其他病员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将不得不穿上他穿过的这同一件罩衫。不过，我国民众的这种不讲究、不嫌弃的态度简直是令人奇怪的。在那一刻我感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不由得立刻极端厌恶而又好奇地开始打量我刚穿上身的罩衫。这时我才发觉，罩衫的强烈气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罩衫已经被我焐热了，越发散发着强烈的药味、膏药味，我还觉得有一股脓液的臭气，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多少年来它就不曾离开过病人的身体。它背部的亚麻布衬里也许洗涤过，但是我不能肯定。然而此时这衬里已浸透了各种难闻的汁水、药液以及从划破的膏药中流出的脓液等等。此外，囚犯病房经常有刚刚受过棒刑，背部皮开肉绽的人进来；他们要用湿敷医治，因而直接穿在潮湿的衬衣上的罩衫就不可能不被弄脏：于是一切都沾在上面了。在我坐牢期间，在所有这几年里，只要我到军医院去（而我是常去的），我每次都带着疑惧的心情穿上罩衫。我特别讨厌在这些罩衫里有时会发现的那些肥得出奇的大虱子。囚犯们都满怀喜悦地消灭它们，每当囚犯在厚实而笨拙的指甲下啪的一声磕死一个虱子时，甚至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出，他是多么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也往往会在某个漫长、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都起来消灭臭虫。病房里除了气味难闻，表面上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清洁，然而里面的，所谓衬里的清洁，我们就不敢恭维了。病员已经习惯于这一切，甚至认为就该是这样，而且制度本身也不要求特别干净。不过关于制度问题我以后再谈……
切库诺夫刚把茶递给我（顺便说一下，用的是病房里的水，一昼夜只送一次，在病房的空气中似乎很快就变质了），只听门吱呀一声开了，加强的押送队带进来一名小兵，他刚才受了树条的惩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受刑的人。后来常有这样的人被带进来，有的甚至是抬进来的（因为受刑太重），每一次都使病员们得到很好的消遣。遇到这样的囚犯，我们这里的人都勉强保持着严峻的表情，甚至还带有一种略显生硬的严肃态度。不过，接待的态度也取决于罪行的轻重，因而也就是取决于量刑的多少。被打得很重的出名的大罪犯，会享有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关切，完全不同于一个小逃兵，比如现在带进来的这个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既不会表示任何特殊的同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伤人的责难。大家都会默默地帮助和照料那个不幸的人，尤其是在他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医士们自己也都知道，他们是把受刑者交到了有经验的内行人手里了。通常是要用冷水把被单或衬衣浸湿，覆盖在皮开肉绽的背上，并经常进行必要的更换，尤其是在受刑者本人已经没有能力自理的时候，此外，还要灵巧地拔出伤口里的刺，那些刺是行刑时木棒断裂而留在伤口里的。对伤者来说，拔刺是很不好受的。但一般说来，受刑者忍受痛苦的非凡毅力总是使我感到惊异。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有时是一些受刑极重的人，他们几乎谁也不哼一声！只是苍白的脸仿佛完全变形了；两眼充血；目光散漫而不安，双唇在哆嗦，可怜的人只好用牙齿咬紧嘴唇，有时几乎会咬出血来。进来的小兵是大约二十三岁的青年，健壮而肌肉发达的体格，漂亮的脸蛋，身材高挑而匀称，身躯黝黑。不过他的背伤相当重。从上面到腰部全都裸露着；他的双肩披着一条潮湿的被单，使他像害疟疾似的四肢直打战，他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约有一个半小时。我看看他的脸：这时他似乎什么也不想，用游移的目光古怪而惊恐地张望着，看来他很难把目光凝注于一点。我觉得，他对我的茶注意地看了一眼。茶是热的，冒着热气，而可怜的年轻人冻坏了，哆嗦得上牙打下牙。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吭，陡然朝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不加糖就站着喝干了，而且显得很匆忙，似乎竭力不朝我看。喝完茶，他默默地放下茶碗，对我连头也不点一下，又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他是顾不上说话，也顾不上点头啊！至于囚犯们，不知怎么，一开始就避免和这个受刑的新兵进行任何交谈；相反，在开头给予他帮助以后，他们似乎就竭力不再理会他，也许是希望尽量使他得到安宁，不以任何多余的问题和“同情”去烦扰他，看来他对此是十分领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