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若-斯基就是经常向上帝祈祷的那位老者，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我们的所有政治犯都是青年，有的还很年轻；只有若-斯基已年过半百。当然，他为人正直，但有些古怪。他的两个伙伴，鲍-斯基和托-斯基，都很不喜欢他，甚至不和他说话，提起他就说他执拗而又爱吵架。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没有几分道理。在监狱这种地方，人们相聚在一起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我觉得，比起在社会上更容易发生口角，甚至在彼此之间产生敌意。这是很多情况所促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相当笨拙，也许还是个惹人讨厌的人。他其余的那些伙伴也都与他不大和睦。我和他虽然从来不曾有过口角，也并不特别亲近。对自己的学科数学看来他是通晓的。我记得，他曾老是用自己那半通不通的俄语费劲地向我解释他自己所杜撰的一套特殊的天文体系。据说，他发表过这方面的著作，但学术界对它只是嗤之以鼻。我觉得，他的智力好像受到了一些损害。他有时整天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这为他赢得了苦役犯们的普遍尊敬，而且他一直到死都享有这种尊敬。他在一场重病后死在我们的军医院，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他刚踏入我们监狱，就在与我们的少校发生冲突之后受到了苦役犯们的尊敬。在从乌-戈尔斯克到我们城堡的路上没有给他们剃头，他们都长了满脸的大胡子，当他们直接被带来见少校教官的时候，他对这种破坏制度的现象大发雷霆，不过这完全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这是什么样子！”他吼叫起来，“这是一批流浪汉，土匪！”
若-斯基那时还不大懂俄国话，以为在问他们是流浪汉，还是土匪？便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是政治犯。”
“什——么！你顶撞我？顶撞我！”少校吼叫道，“押送警卫室！用树条抽打一百下，立即执行，立即！”
老人受到了惩罚。他毫不抗辩地躺到树条下，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一动不动地忍受了鞭刑，没有发出一点叫声或呻吟声。鲍-斯基和托-斯基这时走进了监狱，米-茨基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他们，径直扑上去搂住他们的脖子，虽然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因为少校的这种处置而十分激动，就对他详细地讲了若-斯基的情况。我记得，米-茨基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太激动了，”他说，“我记不得我究竟是怎么了，像发疟疾似的直哆嗦。我站在大门口等候若-斯基。他要直接从受刑的警卫室走过来。便门突然开了：若-斯基谁也不看，脸色煞白，惨白的嘴唇在哆嗦，从聚集在院子里的苦役犯们当中穿过，苦役犯们已经知道了一个贵族遭到惩罚的消息，他走进牢房，径自来到自己的铺位，一言不发地跪下，开始向上帝祈祷。苦役犯们大为震惊，甚至满怀同情。”——“当我看到这位老者，”米-茨基说，“白发苍苍，撇下家乡的妻儿，当我看到他双膝跪地，忍辱受刑后在虔诚地祈祷的时候，——我猛然冲出牢房，有整整两个小时仿佛失去了知觉；我处于气愤若狂的状态……”从这时起，苦役犯们就非常尊敬若-斯基，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特别中意的是，他在受刑时竟一声也没有叫喊。
不过，应该说出全部真相：决不能根据这个事例来评判西伯利亚的管理人员对出身贵族的流放犯的态度，而不管这些流放犯是谁，是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事例只能说明，有可能会碰上一个恶人，当然，假设这个恶人是在某个地方独揽大权的长官，那么这名流放犯的命运就很难得到可靠的保障了，要是这个凶恶的长官对他特别反感的话。但是不能不承认，能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余军官的语气和态度的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在涉及贵族流放犯的问题上是很审慎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很想优待他们，而有别于其他出身平民的苦役犯。原因很清楚：首先，这些高级首长自己就是贵族；其次，从前还有一些贵族不愿躺下受刑，反而冲上去反抗动刑的士兵们，从而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次，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点，已经很久了，大约早在三十五年前，西伯利亚突然一下子涌现了大批被流放的贵族，而这些流放犯在三十年期间以其卓越的表现在整个西伯利亚得到了尊重，因而在我那个时代，当局已经自然而然地按照多年传承下来的老习惯对一定类别的贵族犯人另眼相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流放犯。在最高当局之后，下级官员也习惯于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这种眼神和语气是跟上级学来的，是对上级的模仿和服从。不过许多下级官员都目光呆滞，暗自责怪上级的指示，倘若能不受干扰地擅自行动，他们就非常、非常高兴了。然而这是不完全允许的。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说，理由如下。我所在的第二类的苦役犯是由军事管制下的城堡中的囚犯所构成的，其生活比其他两类，即第三类（工厂类）和第一类（矿工类）要艰苦得多。不仅贵族，而且所有的囚犯都艰苦得多，恰恰是因为这一类囚犯的管理和生活制度全都是军事化的，与俄军的囚犯连很相似。军事管制更严酷，限制更多，总是戴着镣铐，总是在士兵的监视之下，牢房总是上锁，而另外两类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至少我们所有的囚犯都是这样说的，而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了解情况的。他们都很乐意被押送到第一类去，尽管那里被认为是法度最严酷的地方，甚至还时常梦想到那里去。至于俄军囚犯连，我们所有在那里待过的人都谈虎色变，硬说在整个俄罗斯也没有比那些城堡里的囚犯连更难以忍受的地方，与那里的生活相比，西伯利亚就是天堂了。可见，既然在我们监狱这样严加监禁的地方，在军事管制之下，处于总督本人的眼皮底下，最后，有鉴于下述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即某些局外的官方人士出于恶意或出于职务上的忌妒，随时准备向有关方面告密，说有些居心叵测的长官在宽纵某一类犯人，那么我要说，既然在这种地方对贵族犯人也有些另眼相看，那么在第一类和第三类那里就更会优待他们了。因而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评判整个西伯利亚的情况。我所听到的所有来自第一类和第二类流放犯的有关传说和故事都证实了我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监狱的管理人员对我们这些贵族是比较关心、比较慎重的。至于在劳动和待遇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姑息之处：同样的劳动，同样的镣铐，牢房同样地上锁，总之，一切都和所有的囚犯完全一样。要改善我们的境遇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在这座城市，在早已成为过去的不久之前，曾有过那么多告密者、那么多阴谋、那么多人互相陷害，管理人员自然是害怕告密的。那时告密说，某一类犯人受到宽纵，那是多么可怕啊！于是人人自危，因而我们的处境和所有的苦役犯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体罚方面有些区别。诚然，要抽我们一顿鞭子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我们该罚，就是说，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是职责和平等——在体罚方面一律平等所要求的。但毕竟不会平白无故地就轻率地抽我们一顿鞭子，而对普通苦役犯，不言而喻，这种轻举妄动的暴行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喜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连级指挥官。我们知道，城防司令获悉老头子若-斯基的情况后，十分震怒，责令少校今后不得滥用权力。大家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这里的人也都知道，总督本人很信任我们的少校，而且相当喜爱这个有些才干的属下，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对他严加申斥。于是我们的少校怀恨在心。比如说吧，他是多么想找机会整治米-茨基啊，他听了阿-夫的谗言恨极了这个人，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树条抽他啊，尽管他在寻找借口，在迫害他，对他不怀好意。不久全城都知道了若-斯基事件，舆论是一致反对少校的；很多人都谴责他，有的甚至出口伤人。现在我也想起了我和少校教官初次见面的情形。我们，也就是我和与我一起服苦役的另一个出身贵族的流放犯，还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就听说这个少校的可怕性格的故事而为之胆寒。当时在那里的几位被流放二十五年的出身贵族的老者，对我们深表同情，我们待在中转站的时候，他们经常与我们来往，警告我们要提防我们未来的那位长官，还答应要竭力通过熟人的关系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他的迫害。果然，总督的三个女儿从俄罗斯来，当时就住在父亲家里，收到了他们的信件，看来她们在父亲面前为我们讲了好话。可是他能怎样呢？他只是告诉少校，叫他处事要慎重一些。午后两点多钟，我和我的那个伙伴来到了这座城市，押送队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我们的暴君面前。我们站在接待室里等他。这时已经派人去找监狱里的士官了。他一到，少校教官也出来了。他的那张赤红的、满是粉刺而凶相毕露的脸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抑郁的印象：就像一只凶恶的蜘蛛奔向落入蛛网的可怜的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