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客人开始不断出现，到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的人相当多。其中有被苏汉奇柯娃臭骂过的叶夫谢耶夫先生：可她现在却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谈，而且请求他送她回家。还来了某位毕沙尔金，一位理想的中间和解人，这种人也许正是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虽然眼光狭窄，知识短浅，没有才能，但是认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区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还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到欧洲来短期度假，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聪明的甚至有点危险的人物来往，他们当然很谨慎，而且并没有把团长抛诸脑后。两个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学生也跑到这儿来了，一个始终轻蔑地东张西望，另一个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两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们之后，挤进来一个法国人，俗话叫作petitjeunehomme：邋遢、寒酸、笨头笨脑……因为有几个俄国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销员的同伙中间有点名气，可他本人却更希望能吃点白食。最后出现的是季特·宾达索夫，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喝酒、喜欢决斗、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但实际上是个富农，骗子手，口头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长，俄国老板娘和巴黎娼妇的密友，他秃头、无齿，成天醉醺醺的。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再三说，他连最后一文钱都输给“这个小滑头潘纳谢特”了，其实是他赢了十六个银币……总而言之，来了许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体客人对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态度，真像对待导师或是首领，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疑惑，请他评断，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着胡子，旋转着眼珠，或是说些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马上就被人奉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极少参与辩论，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热衷于扯开喉咙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个人同时大声喊叫了十来分钟，可是大家心满意足，相互理解了。谈话延续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样的话题。苏汉奇柯娃谈到加里波第，谈到某一个卡尔·伊凡诺维奇竟被家仆们毒打了一顿；谈到拿破仑三世，妇女劳动，谈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会”的奖牌；又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谢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谈到俄国的未来。毕沙尔金也大谈而特谈俄国的前途、谈专卖、谈民族性的意义，还说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渥罗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一口气提到不少人，差点没噎着，什么德莱比尔、费尔霍夫、谢尔贡诺夫、毕夏、亥姆霍兹、斯达尔、斯都尔、莱蒙特、生理学家约翰·米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米勒（很明显，他把这两个人搞混了）、泰纳、雷南、沙波夫，然后又是汤姆斯·奈施、皮尔、格林……庞巴耶夫惊骇地喃喃说道：“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莎士比亚的前辈，他们之于莎士比亚，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渥罗希洛夫简洁有力地回答，并且也同样的涉及俄国的前途。庞巴耶夫也谈论俄国的前途，甚至还添枝加叶地描绘得五光十色，但是他以特别的狂热谈到俄国音乐。他认为它“呜呼，极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尔拉莫夫的浪漫曲为证，但马上就被大家叫嚷着打断了：“瞧瞧，他唱的是《流浪诗人》中的Miserere，而且唱得那么糟糕。”一个年轻军官乘着大家不注意大骂俄国文学，另一位引了《火星报》的几首小诗。而季特·宾达索夫更干脆：他说，应该把所有这帮骗子手的牙齿统统打掉——这就结啦！可是并没有指明究竟谁是骗子手。雪茄烟的烟味使人窒息，大伙都又热又闷，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哑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满面。冰啤酒刚一拿进来，刹那间就剩下了空瓶。这一个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另一个问：“方才我是在跟谁争论来着，又在争什么？”而在这种喧哗与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旧是捋着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来回踱步，时而侧耳倾听某一种议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不论什么人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只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领袖，而且他是这儿的主人，是首要人物……
快到十点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头痛极了，正巧苏汉奇柯娃想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最近干的一件坏事：据说他差点没下令把一个人的耳朵咬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李特维诺夫乘机不声不响地悄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