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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俄罗斯之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厅门前的一张小桌旁，坐着一位将近三十岁的美男子，中等身材，消瘦黝黑，一张英俊可爱的脸。他朝前俯着身子，双手撑着手杖，安详而随便地坐着，仿佛从未想到会有人注意他或是招呼他。他那双棕色的、微微发黄的眼睛大而富于表情，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有时由于阳光耀眼而眯缝着，有时又突然死死盯着一个古怪可笑的过路人，于是便会有一丝近乎天真的嘲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纤细的胡髭、嘴唇以及微向前凸的下颚。他身穿一件德式剪裁的宽敞大衣，一顶柔软的灰色礼帽遮去了他半个高高的额头。乍一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正直、干练、颇有几分自信的青年，这样的人在人世间真是比比皆是。他似乎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在老老实实地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景色，但他的思绪却远在他方，而且它们，这些思绪所萦绕的世界，和此刻围绕着他的完全不同。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需要和他认识，因而必须简略地谈谈他的过去，那极其单纯而简单的过去。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但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在城市，而是在农村里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贵族，曾经是贵族女塾的学生，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然而也并非缺乏个性。她虽然比丈夫年轻二十岁，但是却给他以再教育，尽量把他从官吏的生活轨道里拉了出来，纳入地主的生活轨道里去，她驯服并软化了他那又硬又倔的脾气。多亏有了她，他穿戴得整洁起来，而且举止得体，不再出口伤人，也开始尊重有学问的人和渊博的学识了——虽说他当然连一本书也没摸过。同时，他尽力做到不贬低自己的身份，甚至走起路来脚步也放轻一些，讲话细声细气，总是谈论崇高的事物，这些使他花费了不少气力。有时候他心里这么想：“嗐，真该揍他！”可是讲出声来的却是：“是呀，是呀，这个……当然啰，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照西欧方式持家，她对仆人称“您”，不允许任何人在午餐时吃得直喘气。至于说到管理她名下的田庄，那么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丈夫，全都无能为力：它们早就荒废了，但是土地很多，可以做各种经营，还有不少树林和一座湖泊。从前有一个地主在湖边开过一座大工厂，他虽然勤勉，但是没有条理。这家工厂后来在一个狡诈的商人手里发达过，最后在一个正直的德国生意人的经管下彻底破产。李特维诺娃太太只要不损害她的财产，不欠债，就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却说不上好，后来死于肺病，那正是她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一年。由于情况变化（读者以后会知道详情），他没能毕业，回到外省去了。在那儿闲散了一阵，既不工作，也不跟人来往，而且几乎没有朋友。多亏他那县的贵族——他们没有理解“缺席主义”有害的西欧理论，更为崇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的土信条，对他没有好感，一八五五年把他弄进非常后备军，险些儿因伤寒病死在克里米亚，他在腐海边的土窑里驻扎了六个月，根本没看见过一个“盟友”。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当然免不了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于是回到乡间小住，竟然迷上了经营农业。他了解到母亲的产业在年迈体衰的老父的管理下情况不好，日益萧条，达不到应得进项的十分之一。其实，如果掌握在有经验有学识的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金窑。不过他心里也明白，他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和学识——因而他到国外去学习农业和技术，从头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锡、卡尔斯鲁厄一连住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英格兰，他踏踏实实地学习，得到了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得之不易，但他经得起考验，所以现在，他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自信，而且深信自己能有益于乡亲，甚至能造福整个乡里。他准备返回祖国，他的老父封封来信都召唤他回去，而且信里充满绝望的恳请与哀求，什么解放呀，分配领地呀，赎金呀，等等，总之一句话，种种新制度把他父亲完全弄糊涂了……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在巴敦滞留呢？
他在巴敦停留，因为他的表妹，也是未婚妻——达吉雅娜·彼得洛芙娜·谢斯托娃很快就要到来。他几乎从小就与她熟识，当她和自己的姑母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和他一起度过一春一夏。他真诚地爱她，深为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而且，当他结束自己令人烦闷的准备工作，打算进入新生活，开始一种不是干公职，而是真正的事业之前，他把她当作一个被他挚爱的女性，他的同志和朋友，向她提出了求婚，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同欢乐，共忧患，齐工作，同休憩，像英国人通常所说：“for better，for worse.”她接受了，所以他到卡尔斯鲁厄去收拾他放在那儿的书籍、衣物、文件……但是您会再一次问道：他究竟为什么停留在巴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