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A城的边缘与后来的共乐区之间，有一条沙俄政府投资的铁道穿过。城市那边，房舍业已稀少;城市这边，基本无人烟，蒿草遍地，荒野成片。有数条土路从远方通过来，是农村的马车年复一年轧出来的。十几里是农村与城市的最佳距离。农民希望他们的家园以及土地离城市近一些，进城买卖东西较方便：但又不愿离城市太近，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成果遭到不良的城里人偷抢。
那些最早的逃亡侨民，在此处烧荒，铲除蒿草，碾平地面，建造异国家园。A城地势东高西低，他们明智地将家园建在高处。当年，只需向管理土地的中国小官吏缴纳很少的钱，他们都是缴纳得起的。他们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经济状况、是否长期定居，建起了一处处院子或大或小、房间或多或少的家。所建大抵是“板夹泥”式的房子，即在里外两层木板之间，填塞掺沙的泥土。里层钉板条，抹白灰，粉刷上喜欢的颜色。若图省事省钱，外墙便也如此做来。若对美观有较高要求，并且不愿年年对外墙进行维修，那么就再钉上一层装饰板，之后同样刷上喜欢的颜色。随着逃亡者们纷至沓来，俄式家园渐多。他们的房舍普遍涂成乳白、浅黄与深黄三种颜色，铁皮屋顶也一律刷成褐红色。在当年，水泥和砖比木材贵，所以他们的家多以木材建成，砖房不多。窗的两侧都安装了可以开合的窗板，四边也有美观的装饰木框。他们喜欢在院门外植树，在院内种花。总之，虽然基本上仍是农民，却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同。生活一旦重新安定了，他们是特别肯在环境上下功夫的。自从成了那地方最早的住户，他们的家园便成了那地方最早的风景。
然而，他们不可以在那地方拥有农业土地。即使当年，亦有严格的中国当地法规限制着。于是，他们饲养马、牛、羊。养马的，同时拥有马车，以供城里那些富有的“自己人”租用。牛奶羊奶也大抵卖给“自己人”，双方都觉得放心。据老辈人讲，不知为什么，羊奶的价格比牛奶的价格还要贵一些。自然，他们也养鸡鸭鹅，狗和猫。他们对狗和猫的爱心，非是一般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若狗妈妈猫妈妈生了小狗小猫，便也卖给或送给城里的“自己人”，而那是“自己人”所欢迎的，因为狗妈妈猫妈妈大抵是与他们一起逃亡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能医治富有的“自己人”的内心哀伤。他们中的年轻男女更愿进城打工，不消说雇主大抵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城里的城外的他们便都挺抱团儿。
由于灾荒之年，也由于战乱，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拥来了大批流民。他们在城里不可能有安家之地，目光也纷纷锁定了那里。都是身无分文的中国贫穷农民，没钱建起哪怕稍微讲究一点儿的家园。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打算长期扎根，有朝一日还是想回原籍的。于是就地取材，挖土脱坯盖起了一片片泥墙草顶的临时之家。那样的房子，想往大了盖也不行，最大也就三间，居中一间还是厨房。多数只盖一间半，半间是厨房。十之七八不敢盖三间的，在漫长的冬季取暖将是个费钱的大问题。短短几年中，出现了一排排泥草房，像农村似的。最初的街道也形成了，正如农村也有村路。最初的街道没街名，他们并不怎么需要街道有街名。高处的地方几乎全被邻国逃亡者们的家园占据了，中国流民只能将自己寒豚且小的泥草房盖在低凹地。比之于邻国的逃亡者们，他们的生活过得反倒更悲摧。
“九一八”事变后，铁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在铁路这边一里多远的地方修建了三处他们的员工宿舍：皆砖瓦平房，不高，窗台离地一米左右，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每处占地面积约半个足球场，东西南北四排平房中的一排，驻有他们的铁路武装警备队。每排平房前，有机井、公共储藏库、厕所、浴室。宿舍墙厚半米，用的是修筑碉堡的水泥，极坚固。名为宿舍，实际上未雨绸缪，战时可作据守的要塞。自从那地方出现了他们的宿舍，同一地带的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便都陷入惶恐之境，终日提防遭到危害。
两年后，那地方出现了正规日军的军营，也便有了军官宿舍。军队人数最多时有一个团，通常只不过驻扎着一个营左右。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们的日子更加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了。正规日军居然也没怎么行凶作恶，因为供给充足丰富，吃得好，穿得暖。还有军妓院为他们解决生理需要问题，堂而皇之地挂着牌子，其上用中国字写着——慰情舍。军妓中，有韩国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