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就只有从哪儿来的再回到哪儿去了。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彼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一到傍晚，彼们的士兵便经常一帮一伙成群结队地去往本国的逃亡者家里，还专往那些房子体面、花园颇大的人家去。在对方家里吃喝，在院子里燃篝火、拉手风琴跳舞，每每热闹到后半夜。如果路上出现了摩托车、吉普车，证明军官也前往了。
中国人的眼无法看到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军官如若驾到，不但必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归。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国人，看见过他们的军官与主人家的妇女站在门前台阶上拥抱亲吻依依不舍的情形，于是在中国人之间传为笑谈。也有相反的情形，他们的军营派出车辆，挨家挨户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家庭的妇女载回，在军营里吃着喝着唱着跳着，寻欢作乐。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啊？”
于是，便有同胞解惑：“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嘛！凡事，国内国外总是有别的，到哪时说哪时。眼下人家是老乡见老乡的关系，换了是我，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干吗不那样呢？”
据说他们的军官，并不可以动辄越过铁路，擅自出现在市中心。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这边。军纪就是军纪，在此点上他们都挺自律。
来年春天，那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开拔了。许多他们国家的逃亡者家庭的人去往驻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举家出动了。当年轻的中年的妇女哭哭啼啼地与官兵们拥抱、亲吻、含情脉脉地惜别时，看热闹的中国妇女都转过了身，她们觉得众目睽睽之下太不成体统了。
紧接着来了不少抗联的同志。他们的服装极不统一，有穿苏军军装的，有穿日军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虽然天已转暖了，仍有穿皮袄棉鞋的。他们全面接管了那些营房，一部分住，一部分办公；还有一部分，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被改造成了医院，于是有抗联的或正规部队的伤员入住。他们普查人口，组织民工，维护治安，打击罪犯，逮捕特务，访贫问苦。
民工或老百姓问他们：等他们也走了以后，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据一间营房？住进一间那样的房子，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啊！
他们肯定地回答：不可以。那些营房宿舍将会充公，至于新政权怎么进行分配，连他们也不晓得。
这让听的人很沮丧。他们安慰道：也别不开心嘛！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家家都住上好房子，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青年们都能结得起婚，养家的人都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吗？只要人人拥护革命，那么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话又使听者们眉开眼笑了！
共乐区成了A市一个新区以后的十年里，发生了极大变化。若以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而言，当年的速度是不足论道的，也可以说是缓慢的，但在当年，本区的老百姓都觉得变化太大了。起初共乐区的面貌根本就无任何城市特征，往最好里说也只类似于三四线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当年人们的评判标准直截了当——怎么看都不再像农村了，当然便是城市的一部分啰！
A市已有机场了。一条几乎笔直的柏油马路从机场通往市内，将共乐区一分为二。铁路这边，马路两侧，不仅植了树，且建起了六七幢五层的楼房。当年的居民楼外墙是不贴装饰面的，砖的本色便是楼的颜色。即便如此，住在里边的人家也极令普通百姓羡慕。那些楼的存在，挡住了共乐区脏乱差的土坯房群落。由狭窄的土路形成的小街终于无一例外地有了街名，都是很阳光的街名，如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之类。住在那些小街的人家，从此也终于有了门牌号。每条小街的两端都竖起了圆木电线杆,三米高处有灯泡悬于其上。每条街上也都有一处公厕了，有的在街头，有的在街尾。土路被翻起过，拌入砂石，再靠人拉着石碾轧平。雨季虽还泥泞，毕竟比以前强多了。如果不是政府行为，那么一种改变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