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不可遏制的厌恶和怀着不可遏制的改正一切的愿望，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但是我刚一跳起来，顿时，阿尔丰西娜也跳了出来。我抓起皮大衣和礼帽，并让她转告兰伯特，说我昨天胡说八道了，说我诽谤了那个女人，说我这是故意开玩笑的，让兰伯特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些话，我是用法语说的，说得勉勉强强，笨嘴拙舌，心慌意乱，不用说，说得很不清楚，但是令我吃惊的是，阿尔丰西娜却全听懂了，而且懂得非常正确，但是，令我最感吃惊的是，她听了我的话后甚至很高兴，也不知道她高兴些什么。
“Oui, Oui，”她对我连连称是，“c'est une honte！Une dame……Oh, vous ètes généreux, vous Soyez tranquille, je ferai voir raison à Lambert……”
因此，当我看到她对事情的态度竟会出乎意外地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由此可见，兰伯特看来也这样），甚至在当时我本就应当感到纳闷。可是我却默默地走了出去；我心里乱糟糟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噢，直到后来，我才对一切反复思忖，但是，已为时晚矣！原来这是一个恶毒的阴谋诡计！我必须在这里停顿一下，预先作些说明，把这一切交代清楚，否则读者会看不懂的。
问题出在，还在我同兰伯特第一次见面时，当我在他的住所从冻僵中逐渐暖和过来的时候，我竟像个傻瓜似的嘟嘟囔囔地告诉了他，那份凭据就缝在我的口袋里。当我躺在他家墙角的沙发上忽然睡着了，就睡了一会儿，兰伯特就立刻趁机摸了摸我的口袋，确信口袋里果真有一张纸缝在里面。后来他又几次验证，确信那张纸片还在那儿，比如说，当我们在鞑靼人开的饭馆里吃饭的时候，他就有几次故意搂住我的腰。当他终于弄明白这份凭据有多重要之后，他就制定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计划，而这计划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而我却像个傻瓜似的一直以为，他一再叫我上他家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我入伙，拉我跟他一起干。但是，呜呼！他一再叫我去完全另有目的！他叫我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灌醉我，使我烂醉如泥，当我不省人事地躺倒和打鼾的时候，就拆开我的口袋，把那份凭据据为己有。而在那天夜里，他和阿尔丰辛卡就是丝毫不差地这么干的；阿尔丰辛卡拆开了口袋。他们拿到了信。拿到了她的信，拿到了我那份莫斯科的文件之后，就拿一张一样大小的普通信纸塞进我那拆开的口袋，然后又把它重新缝好，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因而我什么也没发觉。是阿尔丰辛卡缝的。而我，而我几乎到最后，还有整整一天半时间，——还继续自以为我掌握着这秘密，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命运还仍旧掌握在我手中！
最后一句话：这回凭据被盗，是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所有其他不幸的总根源。
二
我这部纪事录的最后一昼夜已经来临，我已经面临大结局了！
当我慢慢走到自己住处的时候，我想大概是十点半左右，我心情亢奋，我多少还记得，我有点异样地心不在焉，但是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我并不着急，因为我已经知道下一步我将怎么做了。但是我刚一跨进我们那楼道，我忽然立刻明白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幸，事情非同一般地复杂化了：老公爵刚从皇村被接回来，现在正待在我的住处，而陪在他身边的则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们不是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间里，而是把他安置在挨着我房间的两间房东家的屋子里。后来我才知道，还在头天，就在这两间屋里作了某些变动和装修，不过变化不大，很有限。房东和他的妻子搬进了那个爱发脾气的麻脸房客的小屋里。那麻脸房客，我过去已经提到过了，他被暂时没收——搬往何处，不得而知。
迎接我的是房东，他见我回来后就立刻溜进了我的房间。他的神态并没有像昨天那样坚决，但是仍处在一种非同一般的亢奋状态，可以说，正处在事件的高潮中。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说，但是，我走进屋角，两手抱头，就这么站了大约一分钟。他起先以为我是在“装腔作势”，但是末了他忍不住了，害怕了。
“难道这样做不对吗？”他嘟囔道。“我就想等您回来后再问个清楚，”他看见我不回答，又加了一句，“您要不要我把这扇门也干脆打开，这样可以直通公爵的内室……就不必再绕道，由楼道再进去了？”他指着一侧直通他的房东房间（现在当然成了公爵的住处）的常年关着的房门，说道。
“是这么回事，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我神态严厉地对他说道，“能不能劳您大驾立刻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请到我这儿来，我有话要对她说，他们早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