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周家像要举行什么家庭庆典似的，除 了郑娟的弟弟光明，该回来的全都衣着整洁地回来了。周志刚对蔡晓光 很熟悉，他经常陪周蓉回来，周志刚认为他是女儿的好友。
蔡晓光父亲的问题“文*”后平反了，但不久就检查出了癌症，去 世了。知道他的人都说，他也应该属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大 家都替他庆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总算可以瞑目了。他住 院期间，该去看望的领导都前去看望过，追悼会也开得相当隆重，也可 以说极尽哀荣。
蔡晓光对他父亲的死特别看得开。他曾对周蓉说，如果他父亲当时 没受那么一场冤枉，现在的下场怎样那就很难说了——省革委会委员、 “支左”军代表、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让你整谁你能说一个不字吗？说 了岂不是自己照样要该整？整的人多了，下场未见得比现在强。
周蓉只发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宿命。”
作为儿子，蔡晓光只向省市领导提岀了一个要求——他不愿回拖拉 机厂去了，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他当年受父亲牵连，受了不少委屈。领导们认为他的要求不过分，问 他想调到什么单位去。
他说希望到市话剧团去当导演，如果认为他没资格，当编剧也行。
领导说那是需要才华的呀，那种才华是需要证明的呀！
他说：“我有，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一个多月后，他向具体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交了一个话剧剧本《北 方的地火》,是《于无声处》《丹心谱》那一类批判“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并 附上导演阐述。
那位领导差点儿认不出蔡晓光了——他头发乱胡子很长，衣服裤子 皱巴巴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都被烟熏黄了 ；估计好久没洗澡，身上都有 味儿了。
那位领导对文艺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么重要一一无非就是 一位受过迫害的干部子女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嘛，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 情！于是当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请话剧团的同志认真对待，若觉晓光同 志尚有才华，应以做好干部平反昭雪善后工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考虑。”
最后一行字批得特别给力，“晓光”这种亲切的称呼意味深长，令人 不敢掉以轻心。
A市话剧团“文*”前在全国话剧界名气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 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苏联时期的革命剧作家的剧目闻名，在全 国独树一帜。他们演出剧目如《赫哲人的婚礼》《抗联烽火》《北大荒人》《青 年一代》也曾好评如潮。“文*”中，这些优秀剧目却都成了罪状，不少 编导、演员厄运临头。那一年虽然平反，剧团也重新组建起来，但苦于 没有好剧本,无法重振雄风，正在犯愁。当时中苏关系还未正式“解冻”，演 出俄国或苏联的经典剧目既不合时宜也实属贸然之举。国内剧目题材又 太老旧，难以唤起观众热情。创作新题材的剧本吧，又觉得头上悬刀，不 知会有何种罪名再次落下，刚刚经历了 “文*”浩劫，真所谓心有余悸，不 敢轻举妄动。恰在此时，蔡晓光的剧本附加着省一级领导的批示送上门 来，犹如雪中送炭一一于是剧团及时组织人看剧本、深入讨论，很快就 有了结论一一剧本基础良好,创作者人才难得。人要定了，剧本也要定了。
就这样，蔡晓光顺顺利利进了话剧团，成为最年轻的编剧。剧团领 导向他承诺，允许他与老导演合作两三部话剧后，兼具导演资格。
放眼当年全国话剧剧本的创作，客观地说，《北方的地火》确属上乘 之作。
蔡晓光何以能创作出那样的话剧剧本呢？原来，他一直就是文学青 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里。其他人想看书也无书可看，他 想看书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猎犬凭着气味儿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头。可 以说，文学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通过父亲，他对“文*”时期官场生活 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心理活动也能揣摩得较细、较深。他对受政治迫 害有切身感受，总有一种如皱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作为一位曾经很 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马”的干部子弟，他的反思与众不同。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原本不属于文艺界，创作起来顾虑 也少，没有走钢丝、戴着镣铐跳舞般的谨小慎微。这也让他的剧本棱角 分明，台词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