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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多年，百姓就给靳辅和陈潢立河神庙了，当时陈潢还没平反。 过去有句话，叫遗爱自在民心。一个人伟不伟大，光靠自己说是不成的，要看百姓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纪念你，歌颂你，追随你。 批判“吃人”的礼教《天下长河》比较有意思的是，触摸了中国文化精神层面里边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一个就是帝王哲学。帝王哲学不是权谋，不是平衡术，而是高度的自私，高度的唯我主义。所有的帝王都是非常自私的，视人命为草芥。 我们不能自我感动，夸某某人是明君，然后把自己带入到帝王身份里。我们仔细观察，刘汉、李唐、赵宋、朱明以及爱新觉罗的大清，无非家天下而已。这个基本命题都弄不清楚，不像个现代人。的确有封建帝王做了对民族有益处的事情，但同时也有很多对世道人心的欺骗。 第二个就是程朱理学。 为什么说礼教“吃人”？因为它把人囚禁起来，把人的脑袋全都弄成榆木疙瘩，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谁是天理？谁代表天理？皇帝？圣贤的教导？搞不清楚，最后是一笔糊涂账。你看于振甲，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五四新文化运动，坚决不能再让这样的思想去祸害年轻人了。 这套东西，曾被视为官学，统治阶级用来毒害人民。这些过去都是概念，我们把抽象变成了画面。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 于振甲身上，始终在自我矛盾、自我压抑、自我谴责。 为什么有那么多笔墨在他身上，首先是想写礼教的害处，以前大家谈起读书人，以为都是李白这种，其实不然。大多数读书人就两种，一种是徐乾学这类，他知道自己学的是假的，敲门砖而已，一旦得了功名，就尽数抛之脑后，上下其手，求名求利。 另一种就是于振甲这种，祸害自己，祸害国家。康熙这种聪明人，都不相信礼教，但他们又无比推崇礼教，以此为工具制造“脑残”。 第二个源于他身份的特殊性。于振甲后来继承了靳辅和陈潢的治河理念，死在河堤上，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河督，后来在历史上公开认错。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还是个君子，一旦认同，就可以贡献身心和生命，可惜改变不了榆木疙瘩的脑袋。于振甲这个人物形象，应该说在古装历史剧里从未出现过。 过去很多的戏，不太涉及人精神层面的复杂性，总在道德问题上纠缠：忠与奸，清与贪。 《天下长河》打破了这一概念。清官未必能办好事，忠臣往往贪名声。如果完全依靠私德来辨别，历史上99%的官员都是奸臣，扛不住查，道德的分野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历史认知，不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历史真相。 就像剧中康熙骂于振甲一样，你自以为是清官就高人一等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了，看谁都是贪官。一个国家的运作机制非常复杂，如果只拿着道德来标榜自己、要求他人，非得把老百姓都祸害死不可。 如果真要给清官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是“清明”。清官判断事物，要清明、果断、有效。于振甲只占一个廉字，唯一优点就是穷，行为特点就是横。 我喜欢用生活化的笔法来写历史剧。真实的历史，不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你看《红楼梦》，里面很多脏话，《水浒传》里面哪句话你看不懂？这都是明清人的原话。我们做古装戏，就是要尽量写出这种台词来，让观众毫无障碍。文言文在古代，只是特殊知识阶层书面表达的工具，它更像是一种准入门槛。 “平三藩诏”是我改的。原文很华丽，可承担不了戏剧功能。观众看不懂，也开启不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我安排高士奇重写了一篇诏书，一是为了点出下一阶段的核心：收台湾；二是剧作的深意：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 康熙初年的朝堂，动荡不安。这是个很努力的皇帝，刚出场，上面孝庄压着他，下面大臣总顶撞他。康熙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实权呢？收复台湾以后。 到了雅克萨之战，他就逐渐成为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人物，但是也走向了人性的另外一面，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的声音。我们不能因为清代官方历史歌颂他圣明就跟着喊圣明，然后把他尽情美化。 戏曲与水戏《天下长河》的片头，是动画化的清代《黄河图》。 为了做出现在的效果，我们花了不少钱。先是从二玄社买来复制品，然后将复制品高清度扫描，重新勾勒、补色，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也要手绘。 |
